《中庸》有這樣一段話：“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zhí)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币馑际钦f，“誠”(真確信實地追求、遵循正道)是符合天意的道理，或說是天賦予人的道理；通往“誠”道路，是人應努力探索追求的?！罢\”的表現(xiàn)是不用努力就可以不離開道，不用思考就明白道，從容自然地行道，這是圣人的境界。通向“誠”的路就是選擇善而堅持不放棄。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廣泛地學習，詳盡地探討，慎重地思考，清楚地辨別，切實地去做。可見儒家先賢是把思想和實踐，即知與行放到同等地位看待的。

不過，不同時代的不同學派或不同學者在如何認識二者關系上面有著不完全相同的看法或表現(xiàn)出不同的傾向。

明朝末年的顧炎武提出“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和“經(jīng)世致用”的口號，認為學問涉及從己身到天下國家的各種事務；要求講大道理的人，首先要從自身的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方面樹立與所講道理相一致的原則，并且應嚴格遵守，身體力行；還提出讀經(jīng)應該有補于生活、對國家有用，“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于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著之書，皆以為撥亂反正，轉風易俗，而無益者不談”。

同時代另一位學者黃宗羲針對明中葉一些人“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的現(xiàn)象，提倡“學必源本于經(jīng)術，而后不為蹈虛；必證明于史籍，而后足以應務”。

顧、黃主張不以時興的宋明學者解釋或闡發(fā)儒家學說的著述為限，而要廣泛閱讀漢代儒家經(jīng)典；不僅要讀經(jīng)，而且要讀史，還要了解地理、民俗、兵農(nóng)、財政、典章制度等；不僅要讀書，而且要深入實際調(diào)查研究。

他們的這些主張對近代民族危機日趨加劇形勢下“經(jīng)世致用”思想和“今文經(jīng)學”的復興起到開先河的作用。

李大釗幼年所讀的書既有“四書”，也包括“史”。他后來選擇法政專業(yè)，并且一生中對歷史有濃厚興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他所處的時代，“博學于文”、“經(jīng)世致用”一類的思想已經(jīng)形成了社會風氣。他在介紹朱舜水時，說到舜水論學：“是非程、朱、陸、王而不失其衡，專貴有作用……其尚友古人，尤推重諸葛亮、陸贄”，說明他從朱舜水那里再次得到了學應以致用的思想。

不過，李大釗在分析暗殺和自殺原因，提出弭殺辦法時所表達的“人人良心上皆愛平和，則平和自現(xiàn)，人人良心上皆惡暴力，則暴力自隱……萬種殺機，一切惡根……是在吾人心造之耳”等認識，表明陸、王心學思想對他是有影響的。同時，他也接受了程、朱的萬事萬物莫不有理之說。

由此，他開始形成一方面依據(jù)“格物致知”的認識路線，力求探索事物之理，同時注重人心的改造在政治與社會改造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將尋理同關注國計民生的實際結合起來，而不空談心性道德；把理論探索付諸實踐，而不坐而論道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他在《言治》發(fā)表政見，是前者的反映；而他參加中國社會黨，從事實際社會活動則是后者的反映。

1912年冬，李大釗為籌辦《言治》月刊，前往北京找北洋法政學校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在國會請愿運動中幾次擔任各省諮議局領銜代表的孫洪伊幫忙。

在北京期間，李大釗見到中國社會黨北京支部負責人陳翼龍，經(jīng)過一夜暢談，“毅然加入”了社會黨。他作出這樣的選擇可能出于兩方面原因：

一是他了解到陳翼龍是個有抱負、有思想的人。陳翼龍生于1886年，比李大釗大3歲，湖北羅田縣人，“幼聰穎，有大志，年十五有澄清天下之愿，嗣奔走于湘、鄂、蘇、贛各地，意在糾合同志，以圖起義”。

1909年，陳翼龍在上海擔任《神州日報》記者，宣傳革命，認識了時在上海擔任《民立報》主筆的宋教仁，經(jīng)宋介紹接觸了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領導人物。但是他沒有加入同盟會和國民黨，而是于1911年11月，在蘇州和江亢虎一起創(chuàng)立了中國社會黨蘇州支部。1912年8月，他又同江亢虎一起在北京建立了中國社會黨北京支部，擔任了支部主任，很快發(fā)展了一批黨員，并且開始積極籌建平民學校。同時，準備在天津建立支部。

陳翼龍顯然沒有投機鉆營，謀取議席和官位的打算，這一點尤得學習法政卻不思做官，痛恨利祿之徒、無恥政客的李大釗的心。

陳翼龍不久后的壯烈犧牲，證明李大釗沒有看錯人。

二是中國社會黨的黨綱內(nèi)容和他的理想頗為接近。中國社會黨是在江亢虎于辛亥革命前夕組織的社會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建立的，總部設在上海。該黨宗旨是，在“不妨害國家存立范圍內(nèi)主張純粹社會主義”。具體綱領8條：一、贊同共和；二、融化種界；三、改良法律，尊重個人；四、破除世襲遺產(chǎn)制度；五、組織公共機關，普及平民教育；六、振興直接生利之事業(yè)，獎勵勞動家；七、專征地稅，罷免一切稅；八、限制軍備，并力軍備以外之競爭。這些內(nèi)容歸納起來就是：承認國家的統(tǒng)一和民主，主張改良而不是革命，贊成平等、自由，注重發(fā)展實業(yè)和教育，反對兵爭或以兵為后盾的黨爭。

這些并非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顯然很符合這一時期李大釗的思想?；蛘呖梢苑催^來說：這些綱領對李大釗發(fā)生了很明顯的影響。

在李大釗看起來，無論該黨領導者陳翼龍個人言行，還是黨的宗旨綱領，都可以表明他們不是他曾經(jīng)批評過的“熒惑誹謗，以泄其私舉”、排擠傾軋正義之士，以其私心黨見誤國的“小人”之流或“奸黨”團體。他或許認為可以在這樣的黨內(nèi)宣傳和維護正義、人道，樹立真正的，體現(xiàn)民主立憲精神的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