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群德衰落的認識使李大釗找到了民初國家混亂的深層原因。這就是“民力”薄弱導致民權旁落。

他認為：“權之為物，其本體原具有一種實力”。將它放到某處，某處必須有相應的力與之相稱，“否則未有不顛墮者”。

民權之于民眾之間的關系也是如此。民沒有承受權力的能力，即使有人為其奪取權力，但卻不能勉強將該權力附置于民眾身上，那么，權力決不會被民眾掌握，只不過如行云流水，石頭瓦塊存于空間，何況那些“黠詭武健之夫”奮力從“獨夫一姓”的王朝手中奪下權力，不能不產生對權力的“涎羨覬覦”之心，圖謀將其竊為己有，政爭、兵爭因之而起。這就是民國成立，非但人民沒有享受民權的喜悅，民生反而“益淪為涂炭”的根本原因。

如此說來，共和有什么罪過呢?“豪暴”亦無足憂慮，可哀可嘆的不過是“民德之衰、民力之薄”而已。

李大釗寫道：“民力宿于民德，民權荷于民力，無德之民，力于何有?無力之民，權于何有?”由此說來，民權旁落的最終根源還是在于“民德”的衰落。

“民德”的改進只能靠教育、培養(yǎng)。于是，李大釗把國民教育看做是“所關至鉅”的“培根固本之圖”，呼吁那些他認為以往是革命分子，現(xiàn)在是“拔劍擊柱”、“夸功”爭權的人“奮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爭奪政權之魄力，以從事于國民教育”。

這里表達了他對反對袁世凱的國民黨人的批評態(tài)度，也確實反映了他對當時救國道路的一種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