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野的鼓勵之下，列儂開始游離于披頭士之外。在小野身上，他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伴侶。她鼓勵他不斷攀登創(chuàng)造力的高峰，而他的聲望和地位則確保了他們所做的一切都能成為頭條新聞。1969年3月20日，他們結婚了，他們利用這一公共事件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行動，這為他們的婚禮賦予了完美的意義。

最后，列儂最終投身于過去一年席卷歐洲和美國的那種政治激進主義活動中。1968年一整年里，到處都是反對越南戰(zhàn)爭的抗議活動和騷亂。列儂已經寫下了他對革命的渴望，但他還無法投身到革命的理想之中，因為他發(fā)現(xiàn)革命的本質往往是暴力。和小野在一起后，他發(fā)現(xiàn)了一種非暴力的抗議形式，這種形式既可以讓民眾聽到他和他的呼聲，也可以推動世界的和平。

當他們將自己的蜜月轉化為一場旨在推進他們的理想的多媒體運動時，他們?yōu)楹推桨l(fā)起的圣戰(zhàn)以及越南戰(zhàn)爭的結束無疑為他們帶來了一次飛躍。從那時開始，他們以和平之名化身成為活的藝術品?！拔覀兊纳罹褪俏覀兊乃囆g”，列儂說，“那就是床上和平運動的本質所在。我們是在紙上為和平做廣告，而不是戰(zhàn)爭?！?/p>

列儂夫婦想要發(fā)起一場能夠激發(fā)人們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個體反抗的文化革命, 一場由民眾而非領導者發(fā)起的革命。就像在他之前的鮑勃·迪倫一樣，列儂也說不要追隨領袖。這場革命從個體層面發(fā)端，也依托個體而壯大。列儂用音樂和藝術為這場革命添磚加瓦，他希望能夠一次激勵民眾挖掘自身的潛能，建造起一個全球化的烏托邦。問題在于，大多數民眾都無法理解臥床一周或者留長頭發(fā)如何能夠帶來和平。事實上，對大多數人來說，列儂和小野是太理性了，以至于讓人無法領會他們嘗試想要實現(xiàn)的東西。盡管他的單飛生涯已經走得很穩(wěn)，例如，他已經和小野一起發(fā)行了兩張個人專輯，在回到英國以后，他又開始投身到披頭士的最后一張專輯《艾比路》（Abbey Road）之中，但是，直到當年9月，他才真正做出了脫離樂隊的決定。他將這一決定告訴了其他的披頭士們，但對新聞媒體，他依然保守著秘密。

1969年，在《滾石》（Rolling Stone）雜志發(fā)起的投票活動中，列儂被選為當年的年度人物，而英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戴斯蒙德·莫里斯（De smond Morris）則更進一步地將列儂評為時代人物——獲得這一稱號的另外兩人分別是約翰·肯尼迪和胡志明。盡管列儂被認為就影響力而言已足以躋身于那些史上最強大的領導者之列，但他在觀念上正變得越來越激進。他還是那個熱情的和平主義者，但隨著越南戰(zhàn)爭的逐步升級，他的觀念開始越來越偏向于左翼。列儂很快成了反主流文化之王，而他本人也很樂于將自己的錢和時間獻給那些他認為符合自己理想的活動。列儂和小野用一場宣揚“戰(zhàn)爭結束了！如果你想要一個快樂的圣誕節(jié)— —約翰& 洋子”全球明信片運動作為當年的結束。這個簡單而有力的理念是對小野早期概念化、指導性的藝術作品的回顧，同時也讓他們的和平運動得以保留在公眾視線當中。

對列儂來說，1970年是改變的一年。在當年的4月10號，保羅·麥卡特尼宣布脫離披頭士樂隊。列儂永遠無法原諒他的這一決定。這并非因為他想讓樂隊持續(xù)存在下去，他沒這樣想過。而是因為他自己是樂隊的創(chuàng)始者，所以樂隊的死亡也必須由他來宣布。1970年也是列儂從公眾視線里撤退的一年。列儂用這段時間來對抗他所遭遇的喪母之痛。4月，他飛到洛杉磯，用三個月時間接受阿瑟·賈若夫（Ar thur Janov）博士的尖叫療法（一種重溫創(chuàng)傷以釋放受壓抑情感的心理治療法）。也是在這段時間，他開始嘗試和他的憤怒與痛苦和解— —這些憤怒和痛苦從他的內心釋放出來，然后進入了他于治療期間創(chuàng)作的歌曲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