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由學生發(fā)動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傅斯年作為具有新思想的學生領袖，雖因個人意氣不再直接參與，但他的思想和注意力不可能離開這一震撼人心的愛國運動，只是從臺前轉向了幕后，一方面為其他學生領袖段錫朋、羅家倫等人出謀劃策，一方面開始對五四運動的發(fā)展過程和意義進行理論上的探討和研究。

“五四”運動由學生發(fā)起，但隨著運動的深入，工農群眾成為運動的主力，廣大工農民眾的積極參與，使運動取得了完全的勝利。運動的發(fā)展過程給有識之士以深刻的啟示：要達到救國的目的，單是青年學生基于愛國熱情從事愛國運動，力量是弱小的，無力與反動勢力相對抗，最深厚的原動力在廣大民眾之中。

五四愛國運動喚醒了民眾，震動了社會，由于社會各界人士的積極參與，終于取得了勝利。而運動的勝利進一步促進了民眾的覺醒、社會的進步。運動過后，社會各領域都發(fā)生了深刻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xiàn)在四個方面：

（一）國民的覺醒；（二）社會團體的大量涌現(xiàn)；（三）青年人個性解放的發(fā)露；（四）移風易俗的新氣象。如傅斯年的好友羅家倫在五四愛國運動爆發(fā)僅三個星期之后，就撰寫了《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在文章里，不但最早提出了“五四運動”這一內涵豐富而又意義明確的概念，而且分析了五四運動所反映的基本精神。這些精神是：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民眾自決的精神。學生是運動的先驅，是最先覺悟，最早奮起的力量。他們無所倚傍，赤手空拳，為國家，為民族的命運奮斗。這顯然是極可貴的犧牲精神。所謂社會制裁，是指社會運動起來，對政府發(fā)生監(jiān)督制約的作用，迫使他們不能不有所改變。至于民眾自決的精神，則是指一向被內外反動勢力壓得奄奄無生氣的民眾，起來向外交使團，向外部世界宣告自己的主張，向國內的統(tǒng)治當局抗爭。對外、對內喊出民眾的聲音，表現(xiàn)出一種民眾自決的精神。由這三種精神作原動力，一則促進了改革思潮的進一步發(fā)展；二則催生了許多社會的組織；三則提升了民眾的勢力。羅家倫的論述側重于五四運動對社會的影響，著重指出了五四運動給社會帶來的變化。

傅斯年從五四愛國運動爆發(fā)的第二天開始，不再投身運動的領導與指揮，而是退居第二線，在以后的幾個月里，一直處于對運動的觀察、思考與總結的狀態(tài)。運動結束不久，他考取了山東官費留學生，不用為生活、工作奔波，使他更有時間考察社會狀態(tài)，反思和總結五四運動經驗教訓，評價其功過是非，探索以后青年的努力方向。他在這個時期發(fā)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論述了這些問題，并系統(tǒng)提出了改造社會的理論，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中國狗和中國人》、《時代與曙光與危機》、《歐旅途中隨感錄·北京上海道中》、《在美國公使芮恩施送別會上的談話》及一些個人書信等，這些文字集中反映了傅斯年的社會思想。現(xiàn)簡要分述如下：

（1）.五四運動引發(fā)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新動機，改變了中國社會的趨向。1919年8月26日，傅斯年給他北京大學時同窗好友，當時在清華學校任教的袁同禮寫信，在信中表述了對“五四”愛國運動的認識。他說：“自從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的新動機大見發(fā)露，頓使人勇氣十倍?！睅滋煲院?，傅斯年撰寫了《〈新潮〉之回顧與前瞻》，在文中再次敘述了五四運動的社會影響：“五四運動過后，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有覺悟的添了許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悟的，也被這幾聲霹雷，嚇得清醒?！?…以后是社會改造運動的時代。我們在這個時候，處這個地方自然造成一種新生命。”傅斯年經過觀察和總結，認識到五四愛國運動以后，社會出現(xiàn)許多好的現(xiàn)象，好的兆頭，但他沒有陶醉于社會“新動機大見發(fā)露”的萌芽階段，因為他對中國歷史和現(xiàn)狀有著深刻的了解。清末以來，中國有過幾次“新動機發(fā)露”的現(xiàn)象，但由于中國社會的條件不具備，“都是結個不熟的果子，便落了”，他提醒人們，要總結歷史教訓，“厚蓄實力，不輕發(fā)泄”，做持久的努力，做長期的積累，使新動機引發(fā)出來的社會新因素，從容生長、發(fā)達、最后結出成熟的果子來。他所期待的成熟果子，是社會的變革取得成功，中國隨著世界進步的潮流，由一個老舊的中國變成一個新中國。這中間要做的工作實在太多太多了。所以，他最擔心重復以往的軌轍，運動很快地興起，很快地進入高潮，又很快地衰息。他對中國根深蒂固的老毛病，有很深刻的反省。五四愛國運動爆發(fā)前一個月，在《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1］一文中，他就指出：“凡是一種新主義、新事業(yè)，在西洋人手里，勝利未必很快，成功卻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國人手里，總是登時結個不熟的果子，登時落了”，“因為中國人遺傳性上有問題”，“因為中國人都以‘識時務’為應世上策”。凡事只得皮毛，便求速成。應當說，這是相當深刻的針砭。五四愛國運動爆發(fā)四個月之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一文中又說道：“我覺得期刊物的出現(xiàn)太多了，有點不成熟而發(fā)揮的現(xiàn)象”；“厚蓄實力一層也是要注意的，發(fā)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將來無益有損”。他希望《新潮》同人能做扎實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后，收個切切實實的效果”。

［1］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45～2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