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其他任何一個詞匯都更能體現(xiàn)這種關系的，便是在概念和指涉上都極為錯綜復雜的一個詞——“文化”。本書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描述和分析這個綜合體，并說明其形成的歷史過程。然而，由于這個話題所涉及的范圍頗廣，我不得不從一個極為寬泛的基礎開始進行探討。我本想緊扣“文化”本身來談，但我越仔細考察，就不得不把指涉范圍越擴越大。因為在這個詞的歷史淵源和意義結構中，我看到的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思想和情感運動。我希望能夠詳盡地展現(xiàn)這場運動。簡言之，我希望把“文化” 的誕生過程作為一種抽象物（an abstraction）和絕對物（an absolute）展現(xiàn)出來，而這個過程以一種復雜的方式融合了兩種普遍反應：其一是，承認某些道德與智性活動實際上有別于那些推動新社會發(fā)展的力量；其二是，強調(diào)這些活動——作為集中體現(xiàn)人類興趣的領域——其地位不僅高于那些注重實效的社會判斷過程，而且它們本身還具有緩沖和整合后者的作用。但是，在上述這兩種意義中，文化都不只是對新生產(chǎn)方式、新“工業(yè)”的反應。它所涉及的領域并不僅限于此，另外還涉及到各種新型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這同時也是在強調(diào)文化與現(xiàn)實社會的區(qū)別，以及它作為另一種社會方式的獨立存在。如果“文化”觀念僅是對工業(yè)主義的反應，事情就比較簡單了，然而事實上它同時也是對新的政治和社會發(fā)展、對“民主”所作出的反應。就此而言，文化又是對社會“階級”新問題的一種復雜而激烈的反應。更深一步講，盡管這些特定的外部范圍對“文化”的意義形成產(chǎn)生過諸多影響，但與此同時“文化”也在朝著一種個體的、顯然更為私密的經(jīng)驗領域回歸，而這一點必然將對藝術的含義和實踐產(chǎn)生顯著影響。這些雖是文化觀念形成的最初階段，但其歷史發(fā)展至少同樣重要。因為承認道德與智性活動的獨立性，以及集中體現(xiàn)人類興趣的集中體現(xiàn)，構成了“文化”的最初含義。而這些含義與一種整體生活方式相結合，并改變著自身的含義，從而成為一種衡量品性的尺度、一種解釋我們共同體驗的模式；而在這種新的解釋方式中，它也在改變著我們的共同體驗。在過去，“文化”指心靈的狀態(tài)或習慣、或者說一些智性和道德活動，現(xiàn)在則包括了整個生活方式。這一演變并非偶然，正如“文化”的本來含義以及這些含義關系的演變一樣，具有普遍而深遠的意義。

因此，我要使用的參考框架就不僅是區(qū)別這些含義，而且要把這些含義和它們的來源以及影響結合起來進行探討。我所采用的方法不是考察一系列抽象的問題，而是要具體分析一系列的個體陳述。這倒不僅僅是因為我個人的性情和教育經(jīng)歷使我得以在這些個體論證的陳述而非抽象體系中發(fā)現(xiàn)更多意義，同時還因為，根據(jù)本書的主旨，我覺得自己應該致力于對語言本身的考察，也就是說，對個體男女在描述經(jīng)歷時所用詞匯和短語的考察。誠然，我對語言意義的整體發(fā)展特別感興趣，而這往往不是個體化的，但是作為研究方法，我并不是列舉論題，然后把相關論述進行歸納概括。我所做的是，除了少數(shù)例外，一般集中討論個體思想家和他們的實際論述，并嘗試理清和做出評判。這一研究的框架是綜合性的，但具體的方法則是個體性陳述與貢獻的分析。

第一編我將討論幾位19世紀的思想家，他們中多數(shù)（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是那些博學多才的讀者所熟悉的人物，但是他們之間的關系，甚至他們自身的意義，都將會展現(xiàn)出不同尋常的一面。第二編比較簡要地討論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幾位作家，在我看來，他們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過渡時期。在第三編中我考察了本世紀幾位作家和思想家，試圖使本書所論及問題的意義結構與共同語言具有充分的當代相關性。最后的結論部分，我就這個共同經(jīng)驗的一個層面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這并不是在對傳統(tǒng)做出評判，而是試圖在某些意義和價值層面對傳統(tǒng)加以擴展。

本書所論及的經(jīng)驗領域本身就涉及到諸多方法上的難題，不過這些我會在實際討論過程中酌情處理?；蛟S我應該說，我期望這本書引起爭議，這倒不是因為我寫書的目的就在于此，而是因為這樣的研究必然會引發(fā)價值的討論和提出，而價值的討論和提出正是會引起不同意見的敏感話題，甚至還會影響到我們習慣上所說的已知事實。不管怎樣，無論什么人提出何種質(zhì)疑，我都會很高興，因為我所探討的是我們基于共同興趣的共同語言，以目前這些問題的現(xiàn)狀來看，我們對文化探索的興趣無論持續(xù)多久、言辭無論多么激烈，都不算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