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工社群中的一個臺灣人

我的另一部分研究資料來自對家務(wù)移工的田野觀察與深度訪問。我在1998年8月到1999年7月進行第一階段的菲律賓移工社群田野。每個周日，我都起個大早，帶著我的錄音機、筆記本與相機，跳上公車，前往圣靈堂（假名）這個天主教堂以及附屬的一個非營利組織。我在那里當了幾個月的志工，開了一班中文課，也偶爾協(xié)助移工的申訴個案。我也經(jīng)常受邀參加菲律賓移工的各種社交聚會，如旅游購物、到迪斯科舞廳跳舞、唱卡拉OK、公園野餐、生日派對、快餐餐廳閑聊等。第二階段的田野（從2002年9月到2003年10月），我擴增研究規(guī)模來含括近年來人數(shù)增多的印度尼西亞移工?；趲讉€原因，我在接觸印度尼西亞移工的過程比先前進入菲律賓社群來得困難許多。第一，印度尼西亞移工并未像菲律賓移工一樣在教堂等固定地點形成社群。我和助理因此到臺北火車站以打游擊的方式尋找受訪者，這里是印度尼西亞移工星期天的主要聚會點之一。不像先前有修女的“加持”，我們要在印度尼西亞移工的社群中建立信任關(guān)系，必須完全靠自己。

其次，在第二階段的印度尼西亞田野中，我發(fā)現(xiàn)我變成大學(xué)教授的新身分是個負擔(dān)，而非優(yōu)勢。在先前菲律賓移工的田野中，我還是個靠獎學(xué)金過活的研究生，每個月的微薄津貼只比家務(wù)移工的薪資多個幾千塊。此外，我當時的年齡和大部分的菲律賓移工相仿（二十八、九歲），其中許多擁有大學(xué)學(xué)歷，因此在教育與文化的經(jīng)驗上也沒有太明顯的鴻溝。例如，一位大學(xué)時修過社會學(xué)課程的菲律賓移工曾問我：“你現(xiàn)在做的叫做‘融入’（immersion），對不對？”她笑著跟我分享她的男同志教授在菲律賓做的同志社群田野研究。

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亞移工較年輕（大多二十出頭），且平均教育程度較低（高中）。這兩個元素都讓她們相對于我這位三十多歲的大學(xué)教授之間的社會距離益形遙遠（雖然我的性別、年齡與打扮并不符合她們心目中對“教授”的想象）。此外，在對地位階級高度敏感的伊斯蘭文化中長大，她們傾向視教授為“地位崇高者”，并以帶有距離感的尊敬態(tài)度和我相處。我花了許多時間與心力，包括掩飾我的“教授”身分，改自稱為“我在大學(xué)里工作”，方能淡化可見的地位鴻溝，逐步與印度尼西亞移工建立信任的關(guān)系。

在初識之際，移工們通常假設(shè)我是某人的雇主。當我對這個猜測搖頭以對，她們便繼續(xù)問道：“那你是中介？不是。記者？不是。那你來這里干嘛？”有些移工也猜想我可能和其他移工一起工作：“你在哪個工廠工作？”似乎，與她們會發(fā)生接觸的臺灣人，不是工廠同事，就是試圖從她們身上取得服務(wù)、金錢或信息的人。

田野初期，我可以從一些細微訊息中嗅到移工對我這位臺灣人的不信任。有次，我和她們?nèi)ズ０酝醭宰灾绮停缘斤柕牟蛷d通常很受移工歡迎，因為她們可以放心大吃特吃（不像在雇主家中的三餐常受限制），也不用顧慮用中文點餐的困難與風(fēng)險。在杯盤狼藉之后，一位菲律賓移工，茱莉亞，把幾個蘋果與杯子蛋糕塞進袋子。另一位菲律賓移工輕推茱莉亞的手肘，用眼神提醒她我在旁邊。為了減輕朋友的不自在，也為了掩飾她在我面前的行為，茱莉亞以開玩笑的口吻回答：“不用擔(dān)心，她知道我?guī)н@些回去是給我老板的小孩子吃的?！?/p>

隨著時間的累積與田野的推進，移工對我的不信任逐漸轉(zhuǎn)變?yōu)橛颜x及互賴。當她們要與出租車司機溝通或與街頭小販討價還價時，我可以擔(dān)任語言與文化上的翻譯。她們則成為我的導(dǎo)游，引領(lǐng)我探訪隱藏在城市角落的移工聚落。我的臺灣人身分在田野中的作用，逐漸從原本的詛咒變成保佑。她們不時贊美我：“You are so easygoing, not like other Taiwanese. They are snobbish（你很隨和，不像其它臺灣人，他們都很勢利眼）?！迸加龅姆坡少e移工經(jīng)常會對著我的朋友說：“You are so lucky. Your employer speaks good English!（妳好幸運，妳的雇主說一口好英文）?！彼齻兟犃藙t驕傲地回答：“She is not my employer! She is my kaibigan（馬尼拉語）﹗（她不是我的雇主！她是我的朋友?。?/p>

我不只是她們的一個朋友，更是一個臺灣人朋友，而且可以跟她們坐在火車站地板上，一起領(lǐng)受路過臺灣人的鄙視目光?；?，我這位臺灣朋友的友誼經(jīng)常被轉(zhuǎn)變成一種公開展演。我是她們寄給印度尼西亞或菲律賓家人的照片中最受歡迎的模特兒（我在田野工作一年間所照的相片量，約莫是我十年來照片的總和）。有些菲律賓移工甚至把與我的合照寄給她們的美國筆友，并在照片后面寫著：“這是我來自芝加哥的中文老師?！蔽覀?nèi)コɡ璒K的時候（不是錢柜的包廂，而是窄小陰暗的地下室），滿屋子流瀉著馬尼拉語或英文的歌聲，她們卻堅持要我點一首中文歌來唱，因為：“我們想要讓其它人知道我們有個臺灣朋友！”

甚者，在她們眼中，我不只是一個普通的臺灣人朋友，還是一個鍍上美國光環(huán)的臺灣人。對多數(shù)菲律賓人而言，美國既是連結(jié)歷史文化臍帶的殖民母國，又是窮生難以登陸的夢想國度。就像我對她們在臺灣的生活感興趣一樣，她們經(jīng)常好奇地問我大大小小有關(guān)美國生活的細節(jié)，而且多數(shù)無法理解何以我不想辦法在美國找工作嫁人，而想要回到臺灣這個小島。移工社群中甚至謠傳我已經(jīng)取得美國綠卡或公民身分。有些移工戲謔地對我說：“你在芝加哥需要女傭嗎？”“你什么時候要幫我在美國找個老公？”

我在美國讀書、可以說相對流利的英文，這樣的背景不只提升了我在移工社群中受歡迎的程度，更讓她們覺得我和“一般”臺灣人有所不同，因此，她們感覺可以自在地在我面前批評與取笑臺灣的雇主。許多時候，我和菲律賓移工在吃飯、聊天之際，她們開玩笑嘲弄雇主的破英文后，常轉(zhuǎn)過頭來，拍拍我的肩膀贊美說：“但你的英文很好喔，你聽起來就像個美國人?！?/p>

除了被菲律賓移工視為“準美國人”或“類美國人”，在做田野的過程中，我也經(jīng)常被誤認為菲律賓人或印度尼西亞人。當我與移工朋友一起坐出租車時，她們會用幾句有限的中文跟司機溝通目的地（比方說，“去拜拜”意即去中山北路教堂），我通常等到雞同鴨講的狀況發(fā)生時，才會介入說中文打破僵局。當司機聽見我說話后，通常會轉(zhuǎn)過頭來驚訝地問我：“你怎么會說中文？”在我解釋自己是臺灣人后，他們的表情更為驚訝困惑：“那你為什么和她們混在一起？”

把我誤認成“她們”的不只是臺灣運匠，東南亞移工也常把我誤認為自己人。有幾次在教堂附近或臺灣火車站，我跟菲律賓朋友同肩并行，路過的其它菲律賓移工用馬尼拉話不解地問我的移工同伴：“這個菲律賓人怎么一直在說英語？”類似的狀況也發(fā)生在我和印度尼西亞移工結(jié)伴活動的時候，聽到我開口說中文后，旁邊不認識的印度尼西亞人，才驚訝地說：“我以為你是印度尼西亞人說?！?/p>

我被誤認為菲律賓人與印度尼西亞人的原因是什么？是因為我當時留著短發(fā)、膚色比臺灣女生略黑嗎？根據(jù)我在菲律賓與印度尼西亞當?shù)氐奶镆敖?jīng)驗，這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即便在我尚未開口說出惡補的幾句當?shù)卦?、暴露出我的滑稽口音之前，多?shù)人早已從穿著和樣貌上認出我是個外國人。或者，這是因為我的田野工作如此成功，我已經(jīng)“蒙混”（passing）成為田野中的局內(nèi)人？

雖然我真想相信自己是個有變身異稟的田野研究者，但我必須誠實地招認，真正的原因是，我和這些菲律賓與印度尼西亞移工的親密共處與友誼互動，跨越了“我們”與“她們”之間無形的社會藩籬。在社會分類與地位區(qū)隔的地圖里，她們是一群和我不同族群、階級、國籍的人，我的移位與跨界，讓不細察的人們（不論隸屬于社會藩籬的這一端或那一頭），把我理所當然地歸類為移工社群中的一員。

田野過程中曾出現(xiàn)這樣一個關(guān)鍵性的時刻，清楚顯露出我與移民社群之間的社會區(qū)隔。這一幕當頭棒喝地告訴我，不管我的田野多順利、我的跨界多努力，在移工社群里，我畢竟仍是個局外人。

那一天，我在中臺灣的某個小村落訪問菲律賓移工Elvie，她與另一位菲籍移工一起照顧在三合院老房子里同住的阿公阿媽，老人已長大成家的孩子則住在不遠處的水泥房子。我和Elvie約好等到她照顧阿公上床休息后，我再帶著零食去聊天訪問。入夜時分，我們光著腳丫坐在藤椅上，輕松地剝花生、聊天。Elvie談起上個月有菲律賓朋友來家里看她，她的年輕老板很不高興有外人來，頻頻交代不可再犯。一聽到她這樣說，我差點被喝到一半的水嗆到，立刻收攏翹在藤桌上的二郎腿，速速把身體坐正，緊張地問她：“我的造訪不會帶給你麻煩吧？”。Elvie繼續(xù)嗑著花生，一派輕松地說：“Don’t worry. You are one of them!（別擔(dān)心。你是他們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