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之辭去中山大學(xué)一切職務(wù)，究其原因，除卻不滿校方漠視學(xué)生生命，不積極營救被捕學(xué)生之外，還與顧頡剛教授的到來大有關(guān)系。顧頡剛與時任中山大學(xué)文科主任的傅斯年是大學(xué)同窗，兩人讀書時還是室友，所以傅斯年向中山大學(xué)舉薦顧頡剛甚力。在北平期間魯迅與顧頡剛還有交往，后來拒絕共事，這也是魯迅提前離開廈門大學(xué)的原因之一。當(dāng)魯迅得知顧頡剛即將擔(dān)任中山大學(xué)教職時，斷然向主持校務(wù)的朱家驊說：“顧來我走！”魯迅并在書信及一些言談中譏刺顧頡剛為“紅鼻”與“鳥頭”云云，足見成見之深，幾乎勢不兩立。朱家驊出面調(diào)停的結(jié)果是，顧頡剛?cè)员黄笧榻淌冢皇遣辉趯W(xué)校任教，而是到江浙一帶為學(xué)校圖書館購置圖書，以示讓步。但是，去意已決的魯迅卻斷然回答說：“我是不吃回頭草的！”

魯迅辭去中山大學(xué)職務(wù)后，許壽裳也辭去教授職務(wù)，許廣平辭去助教職務(wù)。此后魯迅有了空閑時間，加上許廣平的協(xié)助，就在白云樓的居室里整理了《野草》、《小約翰》、《朝花夕拾》、《而已集》、《唐宋傳奇集》等著作。忙完這些工作，已過了酷暑難耐的8月。他與許廣平商議之后，決定到上海去；因為三弟周建人以及好友孫伏園、孫福熙、林語堂等均在上海，思想上可以得到慰藉，生活上也能夠有所照應(yīng)。同時，魯迅還與許廣平商定，一到上海就正式同居。魯迅時年47歲，在當(dāng)年早就算作是個“老頭子”了。

參照：廣州物價與民眾生活狀況

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xué)的月薪為500銀圓，5個月教授薪水共計2500銀圓。

然而，由于物價的差異，1927年在廣州的1銀圓，其購買力只相當(dāng)于北京的八折左右（078圓），上海的九折左右（089圓）。所以，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xué)的月薪500銀圓，購買力相當(dāng)于北京的400銀圓，或上海的450銀圓。即便如此，魯迅在廣州的經(jīng)濟生活也應(yīng)該說是相當(dāng)富裕的。

廣州地區(qū)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況還可見于鄧中夏的《1926年之廣州工潮》。該文就1926年普通工人的生活狀況做過統(tǒng)計，指出單身工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為138銀圓，六口之家工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為478銀圓。

1928年以前，廣州經(jīng)濟一直不穩(wěn)定，物價飛漲。從1913年至1926年，物價總水平上升718%，平均每年遞升425%（據(jù)《廣州市志·物價志》等）。

1927年左右，上海大米0056銀圓一斤，豬肉028銀圓一斤，牛肉0173銀圓一斤，土布一匹1銀圓，即010銀圓一尺，洋布009銀圓一尺；北京的大米006銀圓一斤，豬肉0159銀圓一斤，牛肉0107銀圓，洋布023銀圓一尺（與四川省成都物價差不多）。

而廣州在同一時期，大米0069銀圓一斤，豬肉0401銀圓一斤，牛肉0398銀圓一斤，土布一匹440銀圓，即044銀圓一尺。

可見，廣州的生活日用品價格明顯高于北京、上海等地。

當(dāng)時廣州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小銀幣俗稱小洋“雙毫”，含銀量的成色不足，大致上6枚小洋“雙毫”可折合1圓大洋。

以銀圓購買力而論，1926年1銀圓的購買力，在北京約合2009年人民幣76元，在天津約合68元，在上海約合67元，在廣州約合60元，全國大城市平均約合2009年人民幣68元。也就是說，這四大城市物價的比率為89∶100∶101∶113，上海物價比北京高出12％，廣州物價比北京高出24％左右。1926-1927年廣州1銀圓的購買力，約合上?；蛱旖虻?89圓，北京的078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