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成功；3月24日，北伐軍攻克南京，消息傳至廣州，民眾歡欣鼓舞。然而在歡慶勝利的鑼鼓聲中，敏感的魯迅卻有著幾許隱憂盤繞在心頭。于是，在4月10日寫下了《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一文，重申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就在第三天，4月12日，國民黨右派突然在上海發(fā)動政變，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支，屠殺共產黨人；4月15日，軍閥在廣東殺害共產黨嫌疑者2100多人。中山大學也遭到了軍警的搜捕。后來魯迅沉痛地寫道：“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年，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者投書告密，或者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后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薄遏斞溉返谒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頁。

1927年4月15日，廣州狂風大作，暴雨傾盆。得知中山大學有青年學生被軍警抓捕，魯迅頂風冒雨，從白云路白云樓居所趕到中山大學會議室，緊急召集各科系主任開會，商議設法營救學生的事宜。據參加此次會議的著名學者何思源回憶道：“魯迅坐在主席座位上，朱家驊坐在魯迅的正對面。魯迅說：‘學生被抓走了，學校有責任，委員長（指校務委員會委員長）不出來，現(xiàn)在我來召開會，請大家來說話，我們應當像學生的家長，要對學生負責，希望學校出來擔保他們。我們也要知道為什么抓走他們？有什么罪？被抓的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幾十人！’這時，朱家驊說：‘關于學生被捕，這是政府的事，我們不要對立。’魯迅對朱家驊說：‘學生被抓走了，是公開的事實，被捕的學生究竟違背了孫中山總理的三大政策的哪一條？’朱家驊說：‘我們要聽政治分會的，黨有黨紀，我們要服從?！斞咐^續(xù)駁斥：‘五四運動時，學生被抓走，我們營救學生，甚至不惜發(fā)動全國工商界都罷工罷市。當時朱家驊、傅斯年、何思源都參加過，我們都是五四運動時候的人，為什么現(xiàn)在成千成百個學生被抓走，我們又不營救了呢？’朱家驊說：‘那時候反對北洋軍閥?！斞刚f：‘現(xiàn)在根據三大政策活動，就是要防止新的專制統(tǒng)治?！斞负椭旒因懙膶α⒁呀浀搅俗罴怃J的地步。魯迅堅持說：‘這么多學生被抓去，這是一件大事，學校應該負責，我們應該對學生負責?！谀菢拥那闆r下，公開支持魯迅的人不多，會議沒收到預期的效果?！保▍⒁姟遏斞肝墨I圖傳》）回到白云樓住所，魯迅沉默無言，茶飯不思；此后的幾天里，魯迅雖然也捐款慰問被捕的學生，但學生不斷被捕以及慘遭殺害的壞消息接連傳來，而且知識界以及青年學生中居然有不少人卻站在屠殺者一邊，身為教務主任的魯迅卻無法營救自己的學生，便以辭職抗議。4月21日，他毅然辭去中山大學一切職務；雖然中山大學派人數(shù)次登門挽留，朱家驊也四次“來訪”相勸，校方還在?？习l(fā)表《挽留周樹人教授》的公告，但均遭到魯迅的堅決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