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及今的變革者，大凡都有一個不討人喜歡的共同性格，就是“峭直刻深”。什么叫“峭直刻深”？用易中天的話來說，“峭，就是嚴厲；直，就是剛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彼抉R遷評價商鞅是“天資刻薄人”，評價晁錯是“為人峭直刻深”?！端问贰吩u價王安石“性強忮”，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其性格強勢而尖刻。

何則？識之徹、痛之深、恨之切、操之急也。

變革是一項艱辛的事業(yè)，需要激情、創(chuàng)造和堅韌；如果沒有這種見識和情懷，很難想象會有哪一位變革者能夠投身其中。

然而，激情往往與偏執(zhí)及敏感相伴而生，但這些都是表象。對于變革者來說，因為急切，自然常顯憤激，并因此給人留下“不沉著、不穩(wěn)重”的印象；因為對問題透徹的理解，而對種種盲人瞎馬似的反駁時，自然不可能“善于采納不同意見”；因為深知變革的成敗維系于企業(yè)主的信任，自然敏感于后者的情緒變化。但可悲的是，這些都會成為反對者的口舌或把柄，至少也會成為滴水穿石般地攻擊變革者的契機或突破口。

由此可見，對人際關系的處理通常都會成為變革者的軟肋。

變革者如何從容處理各種復雜的人際關系？深探細究之，大凡都在“應該”或者“是”二詞之間。

大概有不少的變革者，甚至是并不負責變革的職業(yè)經(jīng)理人都難免陷入這樣的怪圈：對自己并不崇敬的企業(yè)主沒有工作的熱情；對自己崇敬的企業(yè)主，則一不小心便會掩耳盜鈴地把對方的優(yōu)點無限擴大，進而理想化或完美化。當然，這種局面的形成，大致也有企業(yè)主的虛榮心在作祟，雖不說推波助瀾，至少也是聽之任之。

對企業(yè)主“完美化”的結(jié)果，便是加劇變革者的過敏與受傷。先是對企業(yè)主的缺點，抑或人性的弱點視而不見，然后就是對他的要求越來越高。總是想當然地認為自己的老板“應該”怎么樣，或者“應該是”什么樣的。然后，那些“不應該”出現(xiàn)的情形，哪怕是一丁點兒小瑕疵，都會變得難以接受。

這是一種人為的虛幻錯覺。

如果以“應該”之心度上級，自然免不了越來越敏感，越來越受傷；如果以“應該”之心度下級，則免不了越來越苛刻，越來越憤激。如果把變革的主張單純建立在對人“應該”狀態(tài)的要求之上，無異于企圖費盡心機去建設一個空中樓閣。

在企業(yè)的變革過程中，變革者尤需保持最大限度的清醒，而這種清醒的最主要內(nèi)容便是對人的判斷。

因此，理性的做法是學會用“是”來認識和判斷他人。無論對上級還是下級，都要客觀地認識他本來“是”什么樣子的，而不是憑著一相情愿的臆想去要求他“應該”是什么樣子。

具體來講，變革者的所有言行主張，都應該建立在對企業(yè)主“是什么”而非“應該是什么”的認知之上，否則就有可能犯南轅北轍的錯誤。甚至說，對于企業(yè)主，不應該存在絲毫“應該”的幻想或企圖。

對于變革的對象——企業(yè)的員工，則要在“是”之上有適當?shù)摹皯摗?。如果只有“是”而沒有“應該”，就會對組織行為缺乏前瞻的引導和校正；如果只有“應該”而沒有“是”，則會使變革的行為脫離現(xiàn)實的基礎，成為海市蜃樓。

商鞅之死，大概也是沒有認清“應該”與“是”之間的差別所致。他在變法之初，反對之聲“以千數(shù)”，等到太子犯法，他卻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避S躍欲試地要把太子繩之以法。但太子是嗣君，是不可能被處罰的，于是便折衷處理，“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僅僅從變革的效果上看，此舉收效自然不會小，從此令行禁止，無敢違者——“明日，秦人皆趨令。”

商鞅大概以為，身為太子，“應該”（?。槿f民之表率，“應該”（?。ψ约簩⒁獔?zhí)掌的國家具備基本的責任感和犧牲精神。因此，對他的處罰實際上是對他未來的王國負責。但商鞅沒有認識到，太子不“是”（?。┻@樣的人，他沒有這個境界。于是，商鞅便徹底得罪太子了。連太子都不怕得罪的人，得罪宗室貴戚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于是，“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