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有不少中國民族學史、中國人類學史、中國社會學史專著出版，學者們做了相當大量的學科史研究。然而，我們一直沒有認真梳理中國人類學存在的這一百年中“歷史”的觀念之演變歷程。我這里所能做的，是概括性的工作，是“大體”的印象。大致說來，中國人類學的百年史，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中國人類學“歷史”觀念的演變，沒有脫離這四個階段。中國人類學的第一個階段，大致從1900～1926年，流行啟蒙主義歷史觀。在這一階段里，中國人類學的翻譯家認為，西方人說歷史是有目的，而目的就是追求人類未來的幸福和自我解放，這都是對的。在知道這是對的之前，中國人不大有啟蒙主義思想。所以，人類學的翻譯，成為我們向西方學習的一個步驟。嚴復（1854～1921）翻譯《天演論》，告訴我們，不要死守祖宗之法，而要善于應變，認識到歷史不是停滯于過去，而是走向未來。這種進化的、階段化的歷史觀我們大家都很熟悉，自不必贅述。

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趕時髦的本事大。啟蒙主義歷史觀還沒有深入人心，20年代已出現(xiàn)一個代之而起的百花齊放時代。這時候，中國人類學的歷史觀相對來說要多元得多。許多人類學家開始懷疑進步論。出于值得學者繼續(xù)深究的原因，這個時代中國人類學中出現(xiàn)的歷史觀與地區(qū)研究結合得很緊密。1926～1949年，中間有8年抗戰(zhàn)，但是中國人類學家沒有停止過研究，而且還做得更好。在這整個階段，人類學家有的集中于研究漢去，有的集中于研究邊區(qū)，而抗戰(zhàn)期間，更多人類學家得到機會接觸“華夏邊緣”，對這些地區(qū)的民族史、移民史、語言史、體質特征等問題都產生濃厚興趣。在更廣大的地區(qū)做地區(qū)研究，中國人類學家提出了不同于“進化論”的歷史觀。他們的研究不乏“進化論”的因素，不過他們并沒有要將被研究的邊遠地區(qū)推到歷史的“未來”去的設想。1926～1949年這25年左右的時間里，出現(xiàn)了一種學科本土化的歷史觀。比如，蔡元培介紹西方人類學時，就強調說，中國歷史上也存在人類學，也就是說，中國人可能比西方人更早地發(fā)現(xiàn)了人類學知識。把人類學改造成一種與中國古代史有關系的努力，表現(xiàn)在中國人類學家熱愛的《山海經》敘事中。這個觀點我認為非常有意思，我們大家應該承認，人類學這種知識在我們的文化中曾經是有過的，而且承認這一點還不夠，我們還要探詢?yōu)槭裁次覀児糯奈幕袝羞@種知識，為什么近代以來我們會將本來已有的知識歸功于他人。無論如何，說到1926～1949年的中國人類學，我們必須說，那個階段，出現(xiàn)了一種“學科本土化歷史”的觀念，這個觀念與進化論很不同。

在中國人類學史的第二個階段，在當時地區(qū)研究和“古史主義”思潮的激勵下，出現(xiàn)了一種別有吸引力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存在于跨地區(qū)的文化關系史研究中，表達者主要是“南派”，其中精彩的研究，包括凌純聲的著作。凌先生研究過許多種歷史，如跨越民族的文化關系史、中國祭祀制度的歷史淵源、土司制度，等等。他的人類學很重要，他的觀點很像德國傳播論，他熱衷于追尋文明的傳播路徑，卻不乏自己的精彩之處，如歷史文獻與民族志方法的結合。李亦園：“凌純聲先生的民族學”，見其《李亦園自選集》，430～438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到中國人類學進入第三個階段，它的歷史觀在差不多30年的時間里一直在一元化，而作為人類學的民族學，基本只是“社會形態(tài)史”。所謂“社會形態(tài)史”，就是用從不同民族中搜集到的文獻和民族志資料去印證歷史階段論的看法。所謂“階段論”，有一方面的內容特別值得關注，這就是將收集到的豐富資料，化成一種非本地的情景，用“人類史”來提到少數(shù)民族的“常人史”。有了這樣的歷史觀，人們也開始輕信自己，以為自己能將被研究的少數(shù)民族從他們的歷史中解放出來，引導他們拋棄自己的過去，走向我們?yōu)樗麄冊O計的未來?！吧鐣螒B(tài)史”作為一種話語，以歷史敘事為內容，但主要特征卻是反歷史的、反過去的。如此一來，具體的歷史便被武斷地納入到歷史階段中。在這30年里，人類學家不再稱自己為人類學家，而稱自己為“民族工作者”。那時候，人類學是最“有用的”，人類學家獲得了利益。民族學院是當時最大的大學，民族研究是有最豐富資源的學科，在民族學院工作，在民族學院研究與教授民族學，是最最榮耀的事情。人們做的事情很多，但思路只有一條——“社會形態(tài)史”的營造。

1979年以來，中國人類學進入了第四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里，“進步”的觀點依舊是歷史觀的主流，人們相信，中國要“改革”，在這個基本前提下，直線的進化史還是得到堅持?！吧鐣螒B(tài)史”的敘事，知識得到了微微的批判，便悄無聲息了。中國人類學在沒有機會反思的情況下，直接進入到了現(xiàn)代化敘事。原來的歷史有五個階段，現(xiàn)在人們只把歷史分成兩個階段。原始社會與奴隸社會的區(qū)別、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區(qū)別、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區(qū)別，變得不再重要了?，F(xiàn)在，重要的是我們與西方的區(qū)別。因此，我們這個時代想做的歷史就是把中國自己的歷史消滅，然后完全把自己變成像西方人那個樣子?？梢园堰@階段的歷史觀叫做“西化”或“他化”的歷史觀，這種觀念把世界分為兩類：一種是“自我”——東方文化，另一種是“他者”——西方文化。少數(shù)民族“原始社會”這個詞不見了，研究少數(shù)民族的年輕一代想說的主要少數(shù)民族原來很封閉，在“改革”階段，一下子進入“全球化”時代。

這種敘事是在國內外學術潮流的交織影響下產生的，看起來不像是進化論，其實是一種新的進化論，不同于第三個階段的進化論。老一輩民族學家不會說少數(shù)民族原來很封閉，現(xiàn)在開放了，他們會說，這些人原來屬于某某制度，如原始社會、農奴制、封建制，他們還會很細致地分析這些社會原來屬于什么階段、什么階段到什么階段的過渡。今天這工作不再重要了。人類學家只要提提封閉到開放、開發(fā)，事情就算結束了。

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觀是所有類型的歷史觀中最簡單化的，也是最糟糕的一種歷史觀，我們總是認為要“啟蒙”我們自己，要“解放”少數(shù)民族和農民，這種自以為是、以歷史潮流的引領者自居的歷史觀，是當下中國人類學研究的弊端。

中國的人類學從啟蒙主義的進步史觀，到南北派分立格局中的“南派”歷史具體主義與北派現(xiàn)代化理論，再到“社會形態(tài)史”，最后到現(xiàn)代化理論，出現(xiàn)的歷史觀是多樣的、多變的。要承認，如同任何國家的人類學，如此主流的歷史觀下不是不存在其他可能。在一百年來的中國人類學史中，還是有一些人文觀念十分謙遜的思想。比如，對于民族史中錯綜復雜關系的歷史探索，對于民族關系史中族間關系的政治智慧的探索，對于地方史中社會、經濟、文化層次的分析，對于某些關鍵歷史時期和事件的口述史記述，都孕育著有潛力的、“非主流”的歷史觀。這些不同的歷史觀，若能與歷史人類學研究結合，則將有可能為我們創(chuàng)造一個不同以往的局面。然而，隨著學科的漸漸國家化，歷史觀中的進步論之“主流化”，獲得了強勢。過去50多年來，“社會形態(tài)史”與現(xiàn)代化理論相繼成為中國人類學“歷史感”的主流，與這一學科觀念演變局勢緊密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