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學界一向存在宗教—唯心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解釋的爭論，但學者對于文字演化規(guī)律似乎存在某種共識：文字史的早期，思維的“蒙昧”決定著書寫有神秘主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邏輯思維漸漸萌發(fā)，且對文字提出了要求。文字更接近于語言分析的完善化，適應準確的表達口語，擺脫文字的魅惑，越來越集中地服務于表達與交流，成為文字演化的使命。鑒于口語依舊是不完善的語言，不少文字學家相信，文字的最后一個階段是書寫符號擺脫聲音語的制約，變成概念的獨立承載者，或成為作為表意符號的科技符號。理性思維是文字的未來，這已成為人們的“常識”或信仰。

在文字進化觀中，漢字可謂是一個特例。這一文字體系之早期，最鮮明地表達了文字的通神明、類萬物作用，時常被視作文字興于巫術之說的最佳例證。而因為有其巫教—認識雙重性，漢字既是觀念形態(tài)的承載體，又有高度表意作用。

這一雙重性時常引發(fā)科技史研究者的爭議，有人相信這種帶有巫教性質的“語言”的內涵政治性，是集權國家控制社會的手段，有礙于科技的發(fā)展。Arthur Wright,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Harold D. Lasswell, Daniel Lettler, Hans Speier, eds., 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s in World History, The Symbolic Instrument in Early Times,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1, p.222.有人則持相反看法，認為，恰是它的雙重性中的一重——“類萬物”作用，蘊含著某種“有機唯物論”（organic materialism），這是一種不同于形而上唯理主義又不同于機械論的宇宙哲學，它認為，“任何一種現(xiàn)象都與其他現(xiàn)象依某種等級次序形成關系”，Joseph Needham, 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4.這種在重視物之間關系的宇宙哲學，使古代中國有可能比其他文明更早出現(xiàn)科技。Ibid., pp.14～15.

在邏輯思維、理性、科學成為人們的信仰的時代，文字的不完美，成為思考文字未來的理由。而對文字未來的思考者，如同文字的不公正的批判者，依舊需要用文字來表達其暢想。在這樣一個時代，對文字的魅惑展開思考，與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一樣，是“歷史的要求”，也是“時代的要求”。

對文字的魅惑力展開思考，我們面對一個吊詭：恰是最不強調文字的人類學，對于解釋文字的本質特征提出了一個最具啟發(fā)性的觀點，這一觀點通常也表達于人類學對于其他現(xiàn)象的論述中，尤其是其對于藝術的本性論述中。

人類學家總是相信，在藝術與理性之間存在著差異，若說邏輯思維、理性、科學屬于知識的范疇的話，那么，藝術作為“另類知識”，則是一種“模糊推理”（abduction)，相比于歸納推理與演繹推理，都包含更多的不確定性，或對于遠不確定的知識的某種模糊的補充?！澳：评怼币辉~本也意味著藝術帶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可使藝術的“受眾”被“劫持”入一個非常的“魔法狀態(tài)”中，如受到巫術的作用一般。相比于通常所謂“知識”，藝術有“模糊推理”、社會性、宗教性，是作為一種關系的中介及有魔力的“技術”存在的。Alfred Gell, 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p.13～16; “The Technology of Enchantment and the Enchantment of Technology”, in Jeremy Coote & Anthony Shelton, eds, Anthropology, Art and Aesthe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2, pp.40～43.

藝術既與巫術相通，則若我們將文字與巫術時代的藝術相聯(lián)系，便也不能不用人類學家的藝術論來觀察文字。我們說，文字有通神明、類萬物的作用，這也是在說，文字如同藝術一樣，有著不同于邏輯思維的作用，其屬性與巫術—宗教難以分割。

文字的這一“藝術面”，已得到不少學者的關注。除了接受張光直等對于文字的巫—王表征的討論外，另一位著名漢學家還說，“文字的威力肯定可以說明中國官僚階層獨特的政治制度”。謝和耐：《中國人的智慧》，199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對于書法政治性的研究，也延續(xù)了考古學家與文字學家在占卜研究中提出的觀點，強調書法在表現(xiàn)帝王的特殊政治地位與士人在官僚制度中具體政治的作用。Richard Krauss, Brushes with Power: Modern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Art of Calli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不過，如果包括書法在內的藝術可以劃歸宗教領域，可被視作科學理性的補充，那么，這種藝術向來也不是單為政治支配服務的，例如，在歷史上，借助龍飛鳳舞的“書法巫術”來實現(xiàn)精神的退隱、逃避與叛逆，無疑有不少事例。另外，文字與藝術之間無疑還是存在差異的。文字不僅“通神明”，而且“類萬物”，因之，除了宗教—巫術屬性之外，還作為分類體系，成為知識表達與傳承的方法。

將“模糊推理”與“歸納—演繹推理”兩分，也是將“神話思維”與“邏輯思維”兩分。這個兩分的“認識型”，或許可以解釋藝術，但卻不見得可以解釋文字，因為，文字既如同藝術那樣具有魅惑力，也長期作為“邏輯思維”的工具發(fā)揮著作用，孕育著科學。

作為混合體，文字始終包含神話思維與邏輯思維內涵，其在歷史中的演化，表現(xiàn)為這兩種因素的勢力消長。所謂“勢力消長”，意思是兩種因素總是持續(xù)地存在，但二者總是處在“比重關系”中，作為一個總體的文字，有時更多具有“通神明”作用，有時更具“類萬物”作用，有時二者勢均力敵。倘若我們可以如馬林諾夫斯基那樣將思維史分為巫術—神話、哲學—宗教、理性—科學幾個階段，則這些階段具有的不同特征，即為神話思維與邏輯思維的“勢力消長”這種關系特征（也因之，廣義的“書寫者”，可以順此大致被分為巫術操作者—神話講述者、哲學家—祭祀—教士、科學家?guī)最悾６鵁o論在何種情況下，都不存在一方徹底消滅另一方的狀態(tài)：古代士人的巫師色彩，近代科學家的教士色彩，都是明證。因而，對于某些學者而言，文字可以始終是巫術；對于另一些學者而言，文字可以始終是作為攫取權力的手段的知識存在。作為混合體，文字既可以長久地作為巫術起到其“社會作用”，也可以不斷地作為宗教與理性排斥巫術的工具。因知識人承載的是作為混合體的文字，因而，他們即使是以理性人自居，在論證理性時，也難以避免要使用有魅惑力的文字；同樣，他們即使是以巫師自居，也難以避免要使用有“說服力”和“效用”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