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20世紀上半葉歐美人類學具有“國別特征”，那么，便可以說，同一時期中國人類學的“國別特征”正在于兼收并蓄了歐美人類學的種種“國別特征”，成為一個多元的學術體系。到30年代，中國人類學已形成三種具有地區(qū)特色的風格。其中，受社會人類學與文化人類學影響的“北派”與“南派”，分別以燕京大學與“中央研究院”為中心形成自己的圈子，前者關注深入的民族志研究（社區(qū)調查），后者注重物質文化與跨民族關系研究，在經驗資料與理論知識的積累方面，分別都有各自獨到的開拓。此外，20世紀初，即有大量外國人類學家或業(yè)余人類學研究者存在的成都華西協(xié)和大學，在同一階段也開始增添中國人類學家?！翱谷諔?zhàn)爭”期間，國民政府政治中心暫時西遷，內地成為“抗戰(zhàn)基地”，西南地區(qū)一時成為中國人類學家的聚集區(qū)。燕京大學、“中央研究院”等教學科研機構各在西南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基地，華西協(xié)和大學的人類學家們更致力于西部民族的研究，他們結合民族志與中國傳統(tǒng)的文史研究，開創(chuàng)了有特色的學術類型。

“北派”、“南派”、“華西派”，各自在不同的名義下研究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社會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等同時并舉的學科名稱。盡管各派有自己的解釋傾向，但綜合似也是各派的共同特征。當時的中國人類學家，已在漢族鄉(xiāng)村及少數民族村寨做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不少人類學家也基于見聞或規(guī)范民族志田野工作，草創(chuàng)了中國人類學的海外研究視野。盡力在中國語境內完備人類學這門西學，似為當時各派（包括倡導“中國化”的“北派”）之共同追求，但這卻沒有妨礙人類學漸漸獲得了“中國特色”。在歐美，人類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分工主要在于人類學致力于研究作為殖民主義“治理對象”的非西方。而在中國，人類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區(qū)分，卻沒有那么顯然。對于境內各鄉(xiāng)村與民族地區(qū)的人類學把握，既有學術自身的宗旨，也呼應當時社會變遷規(guī)劃與邊疆政策實施的需要。

五、情景化的人類學

學習研究人類學，把握它的歷史性與社會性，能使我們更好地把握其精髓——包括人類學在內的人的任何造物，都是情景化的，與歷史相關的。

19世紀中后期與20世紀上半葉，西方人類學經歷了兩個歷史階段，從文化進步主義轉向現代功能主義、社會學主義、文化相對主義。這個轉向的歷史大背景，是帝國時代向現代國族時代的過渡。但不能簡單認為，人類學是這一歷史大背景的反映。在不同的階段中，人類學與其身處的政治，既有“迎合”的一面，也有“反迎合”的一面，既有“實用派”，也有“批評派”。特別是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人類學的“反迎合”與“批評”特征獲得了主流地位。在同一時期，人類學的這一特征也在中國等非西方“近代化中”的國家中得到了學者們的認同。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世界格局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人類學也隨之出現轉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西方內部及西方與世界其他地區(qū)之間的關系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在西方內部，美國對于西方社會和社會科學整體面貌產生了深刻影響，使此前的社會科學“歐洲中心主義”向“美國中心主義”轉變。發(fā)達國家分為戰(zhàn)勝國與戰(zhàn)敗國。西方以外的地區(q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尋求民族國家主權的運動愈演愈烈，并在國際關系的新格局中獲得制度化支持。接著，一大批“新國家”隨之產生。“三個世界”的論斷比較精確地體現了這20多年間的世界格局。在這個新的世界格局里，西方人類學出現了危機。殖民地脫離殖民地宗主國，使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深度和廣度都受到限制。盡管第三世界人類學家繼承了西方人類學的部分遺產，但他們對那種將他們當成“原始人”、“古代人”的做法極為反感。為了使人類學與自己的國家一樣具有民族自主性，他們不僅對帝國主義時代的人類學加以抵制，也力求創(chuàng)造一種適合自己國家的新人類學。面對世界格局的這些變化，西方內部的人類學也做出了一些調整。

在英國人類學界，功能主義和結構—功能主義的理論主張得到部分修正。從人類學學科定位來看，這個時期出現了將人類學與“科學”區(qū)分開來的人文主義主張。為了排除人類學的知識霸權色彩，人類學家開始重新思考其所從事的工作與文化格局之間的關系，主張將人類學視為“人文學”之一門，以此來表明人類學在跨文化理解中的重要意義。到50年代，人類學也出現了重視歷史過程和社會沖突的研究。在這些研究中，英國人類學家反觀了他們的前輩在想象非西方文化時忽視的文化動態(tài)性和文化內部多元性。在美國人類學界，文化相對主義的極端形態(tài)遭到了批評。人類學家的眼光不僅從美國本土的印第安人研究放大到海外研究，而且也對人類學史展開了重新梳理。在這個基礎上，美國人類學家提出了新進化論（neo～evolutionism）、文化生態(tài)學（cultural ecology）、文化唯物主義（cultural materialism）等學說，比較深入地探討了文化演進中一致與差異、經濟生活與符號體系之間的關系。隨著農民社會的人類學研究的開展，也開始有人類學家深入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社會的理論。在法國人類學中，對法國傳統(tǒng)的社會結構理論進行重新詮釋，提出了結構人類學（structural anthropology）的主張。這一主張顯示出法國人類學家特有的對于社會中人和平相處的機制的關懷，從通婚、神話以至任何文化事項的研究，推論出有助于協(xié)調“原始思維”與“科學思維”之間關系的模式。

非市場性的人際交往模式（互惠、再分配、自給自足經濟）反映的市場資本主義導致的20世紀社會內聚力缺憾的問題，一直是這一時期經濟人類學（economic anthropology）研究的重要主題之一。在這個時期中，政治人類學（political anthropology）也引起了廣泛關注。于20世紀40年代正式出現于英國人類學中的政治人類學，對非集權政治學有專攻。通過對集權型國家之外的政治組織形態(tài)的研究，人類學家拓深了對國家社會的認識，間接地反思了西方集權主義政治的現代性與弊端。在美國新進化論派人類學和英國考古學中，國家起源問題的研究重新崛起。在豐富的考古資料和民族志素材的基礎上，人類學家重新考察了“文明脫離野蠻”過程中人的生活面對的種種問題，從一個具有歷史深度的側面，反映了近代政治文明的內在問題。政治人類學對權力、領導權、服從等進行細致的人類學考察，對法律實踐中的條文與習俗之間的緊張關系，對政治支配與反支配，對政治—權力符號和意識形態(tài)，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