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說明

1.我說這是 “講義稿”，但我深知，其所收錄的篇章，并不全都是嚴格意義上的“講義”，它們形式各異，其中，不少確是講稿或課程概述，但也有不少是論文及學術隨筆。

我之所以意識到“名副其實”的重要性之同時，還堅持用“講義稿”這個名號來形容此書，事出有因。

無論是以何種形式出現(xiàn)，這些興許有蕪雜之嫌的文章均為教學體會之表達，均涉及對于如何學習和研究一門學科的看法。當我們按一定學理對其順序加以編排之后，便可以了解到，這些形式各異的文章，實匯成一部不成熟但具連貫性的教材。

2.這里要講的，是關于人類學這門學科里的一些事兒。

“人類學”讓人莫衷一是。

就國內學界而論，至今仍有將人類學視作自然科學的一部分的學術機構（特別是科學院）。在這些機構里，所謂“人類學”等同于研究人的體質衍生史的“古人類學”。在另外一些機構里（特別是綜合性高等院校），人類學被當作社會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來對待。在一些與“民族”相關的特殊教學科研機構（特別是民族院校與民族研究機構），人類學則時而被等同于“民族學”，時而被視作是與之對立的學科（不少人誤以為，“民族學”是“本土的”、有用于政治的，而人類學則是某種無用的、西式的文字游戲）。

我國學科定位的這種“錯亂”，并非是獨自生發(fā)的，它乃與對我們有深刻影響的“西方”有關。

說人類學是人的體質衍生史研究，說對于形容文化的研究，民族學之名優(yōu)于人類學之名，有歐陸（包括前蘇聯(lián)）之根據(jù)；說人類學是社會學的一部分，則有法國年鑒派社會學及英式社會人類學之根據(jù)；說人類學是可無所不包的“大學科”，則與美國尚存的“大人類學”相關。

我不懷疑“大人類學”（即包含人的體質與文化研究的人類學）之存在價值，甚至還總是相信，理想上，人類學應如其在美國高校依舊追求的那樣，成為自然科學與人文學之間的橋梁。

矛盾的是，我所從事的人類學研究，卻又是一門與人文思想、社會學、民族學、歷史學息息相關的，與“體質人類學”不同，甚至是與之“對立”的學科。之所以在對學科的綜合性不加懷疑之同時，將學科表述為“文科”，一方面是因為考慮到自己的學術旨趣、教學之便及知識局限，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考慮到，這樣的定義更符合中國學術視野開拓的要求。

3. 我要講述的，是近代人類學的一種形式。

這一形式的人類學，不主張進行“體質測量”、“種族區(qū)分”、“人體解剖”與“基因分析”，而致力于將人視作有內涵的完整形態(tài)來研究，它更關注人的“身心”與“身外之物”之間關系的探究，更側重于“小我”與“大我”的辯證，更集中于人與物之間、人與人之間（包括“我”與“他”、前人與后人之間）、自由與規(guī)范之間、“分離”的必然與“團結”的必要之間（包括認同與等級之間）的關系之理解。

文藝復興、啟蒙、科學世界觀、近代西方世界體系及歐洲各國的“民族自覺”，既孕育了我們所不主張的那種“人類學”，也孕育了我們采取的這一形式的人類學。

人們已將這一“土壤”界定為“現(xiàn)代性”。若這一定義合宜，則我們這一形式的人類學，大抵便可謂是“現(xiàn)代性”內部的反思性局部。

“借古論今”是這一形式的人類學之特殊“戲法”。

人類學的敘述，“情節(jié)結構”為古史上及“未開化的民族”中的思想世界與生活方式。人類學家關注各社會或文化體系如何以各自不同卻又相通的方式對萬物加以分類、對己身與他人之間關系加以定義、對維系關系的可觸摸或不可觸摸之物加以強調，而形成若干“整體”。人類學關注的那些社會或文化體系，有著鮮明的“混融”特征，其經濟、政治、社會、法律、宗教、禮儀、神話、語文表達方式等，均處在緊密的雜糅狀態(tài)中。人類學家從古史和“未開化民族”中的“雜糅”狀態(tài)中提煉出整體社會的形象，將之與人們想象的“層級化”或“破碎化”的現(xiàn)代社會相比較，使之成為一種遠在的“他者”（Other）。

我所謂“致力于將人視作有內涵的完整形態(tài)來研究”的人類學，即是以這種“他者”的觀念為基礎的。

4.上編諸章，以自己的方式概括人類學在分類與社會、親屬制度、交換、經濟、政治、法律、宗教、神話、符號與藝術等方面研究的主要成就，集中反映我所理解的人類學面貌。

19世紀是人類學最輝煌的時代，當時，人類學家通過比較文化研究得出的結論，對于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總體，有著出乎我們今日之想象的沖擊力。

那個時代，讓我深有“今不如昔”之感。但鑒于我們需務實地面對時代，我的人類學教學，始終是以20世紀學術為基點的。

產生于20世紀初的英式現(xiàn)代社會人類學及其“中國表達”吳文藻：“功能派社會人類學的由來與現(xiàn)狀”，見其《吳文藻社會學人類學論集》，122～133頁，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確是我理解的人類學的主要來源。然而，我又并不滿足于這一特殊種類的人類學，而有心在法國社會學年鑒派“民族學階段”楊堃：“法國社會學派民族學史略”，見其《社會學與民俗學》，142～159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中尋找社會、文化、民族、文明與世界等觀念之綜合的可能。

對于年鑒派“民族學階段”的這一“回歸”，出自兩個思考，其一，人類學與“民族學”有藕斷絲連的關系，其二，對這一“民族學階段”有深刻影響的歐陸式（尤其是德式）民族學及其“陰影”下的美國現(xiàn)代文化人類學有著突出優(yōu)點。

法國年鑒派“民族學階段”，以特殊的方式有選擇地保留著古典人類學的特征，而這對于我們更完整地理解人文世界，有著重要的意義。

我在中編的各篇章中指出，人類學有從19世紀的“三圈論”到20世紀的“二元論”退化的趨向。19世紀人類學家眼中的世界，有“未開化民族”、“古代文明社會”與“現(xiàn)代文明人”（這些在不同的人類學著述中有不同的概括），到了20世紀，過往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古代文明社會）被人類學家“取締”，之后，將野蠻與文明、“未開化民族”與現(xiàn)代人二分的敘述占據(jù)了主流，因之，現(xiàn)代人類學出現(xiàn)了自我蒙蔽的傾向。王銘銘：“三圈說——中國人類學漢族、少數(shù)民族與海外研究的遺產”，載其主編：《中國人類學評論》，第13輯，125～148頁，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

在諸多人類學形式中，法國年鑒派“民族學階段”的人類學，在20世紀的學術風范內部兼容了19世紀的遺產。這一形式的人類學若得到改良，則可成為新人類學成長的“養(yǎng)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