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完全接受了共產國際的這些不正確的分析和要求，并不斷作出決議要各級黨組織努力貫徹，命令全體黨員用盡一切力量號召廣大群眾起來實行武裝保衛(wèi)蘇聯，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力爭中國革命和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來信使李立三的頭腦發(fā)熱起來，1929年11月26日他在江蘇省黨代會上發(fā)表講話，提出了“武裝保衛(wèi)蘇聯”的口號，為此，就得發(fā)動全國的武裝暴動。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接受國際10月26日指示信的決議——關于論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提出了城市工人暴動、農村紅軍進攻的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計劃。

決議在規(guī)定黨的任務時指出：“黨必須以反軍閥戰(zhàn)爭與武裝保護蘇聯為發(fā)展獨立的群眾革命運動的主要任務，必須在一切宣傳鼓動上，最大限度地暴露國民黨一切派別的反革命作用，必須在群眾一切日常斗爭中聯系到目前兩大任務，發(fā)動群眾斗爭到更高度經濟的政治的同盟罷工，以至武裝斗爭。應準備群眾，破壞一切軍閥派的政權，破壞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進攻蘇聯之一切企圖，‘變軍閥戰(zhàn)爭為國內戰(zhàn)爭’，‘變武裝進攻蘇聯為武裝保護蘇聯’，‘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的口號，成為黨在群眾鼓動中主要的緊急的口號”。

繼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之后，2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又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個通告，即2月26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十月來信，向各地黨組織發(fā)出的《中共中央通告第70號》。

《通告》對當時的革命形勢作了不恰當的判斷：“目前全國危機是在走向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發(fā)展”。“工人斗爭是走上了政治的直接斗爭的形勢。加之農村斗爭的發(fā)展和深入，紅軍蘇維埃區(qū)域的擴大和勝利，敵人軍隊中的兵變之驚人的發(fā)展，更足以說明全國群眾斗爭走向平衡發(fā)展的道路”?！罢麄€中國從廣東到直隸，從四川到江蘇”，“都籠罩著危機和革命運動。因此，我黨在目前政治形勢下，加強政治領導，加強主觀力量以反抗和沖破反動統治的壓迫與進攻，以促進和準備武裝暴動的直接革命形勢之來到，便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務”。要求各地“組織工人的政治斗爭，各地區(qū)的起義和軍隊的暴動”，“使城市工人政治罷工與示威的發(fā)展做成組織武裝暴動的第一步”，要求“集中農民武裝，擴大紅軍向著中心城市發(fā)展以與工人斗爭會合?！?/p>

《通告》說：“目前的形勢很清楚，革命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省，特別是在武漢及其鄰近的一些地區(qū)取得勝利”。要求“在全國范圍內把士兵暴動同起義的計劃結合起來”，“調到各大中城市去的紅軍能在革命中起決定性的作用，能把黨變?yōu)橹苯油苿痈锩叱钡囊蛩亍?。強調指出，“目前總的政治路線是積極進攻的路線”，即“變軍閥戰(zhàn)爭為國內的階級戰(zhàn)爭，推翻國民黨，建立蘇維?！薄?/p>

李立三完全接受了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思想和要求，就在2月17日這次會議上，李立三在報告中說：“全國大混戰(zhàn)又要爆發(fā)了。這一戰(zhàn)爭是比較持久的戰(zhàn)爭；今天在全國范圍內固然沒有直接革命的形勢，但這一混戰(zhàn)有可能爆發(fā)一個直接革命的形勢。在某幾個省的形勢之下，組織一省或幾省暴動，在今天就應有堅決決定，首先就是湖北問題?！?/p>

1930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已經討論了進軍武漢和加速武漢起義的計劃。

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之下，李立三在3月26日的《紅旗》上發(fā)表了“準備建立革命政權”的文章。他引用中共六大決議案說，因為反動的統治在各區(qū)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所以他主張在一省或幾省中先建立革命政權，他寫道：一次柏林暴動，也許會引起全德國的支持；革命在巴黎的勝利，也許就是全法國的勝利；但是在中國，卻找不到這樣的城市。上海是工業(yè)的中心，如果暴動成功，也許會影響到全中國、全世界。然而即使到那時，“反動勢力”仍舊可以撤退到另一地域，繼續(xù)作戰(zhàn)。因此，中共的任務，就是要首先在一省或數省中爭取政權，然后再成立革命政府，完成全國的革命勝利。

5月24日，李立三又在《紅旗》上刊登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一文，不相信依賴當時的紅軍能取得城市基地。他說，“事實上只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保證革命的領導者，農民不過是它的盟友。一切戰(zhàn)略路線都不能離開這一原則?！?/p>

這就不難看出，李立三這個思想是直接來源于共產國際一系列指示的結果。正是共產國際一再強調的反右傾斗爭，嚴重地助長了立三“左”傾錯誤的發(fā)展，從而一步步地把中共中央的路線、政策推向了“左”傾的軌道。

之五、共產國際的城市中心論，是李立三中心城市武裝暴動的重要理論來源

共產國際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先城市后農村武裝奪取政權的具體經驗加以模式化、絕對化，機械地要求中國共產黨照樣模仿，一再指令中國共產黨以城市為中心組織武裝暴動。比如：

1928年2月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寫道：“黨在領導各省的自發(fā)的農民游擊運動的同時，必須看到這種運動只有在跟無產階級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結合起來的條件下，才能變?yōu)槿衿鹆x的勝利的起點。黨在這方面也應當看到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在鄉(xiāng)村和城市，在一系列鄰近省份組織互相配合的普遍的起義，而且是有組織有準備的大規(guī)模起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