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短期契約的可能性如何呢？這里預期的一致性的觀點特別重要。因此假定短期契約既不存在投資的抑制，也不存在先動優(yōu)勢的缺陷。投資抑制和先動優(yōu)勢的缺陷是Malmgren的觀點，由于以上的結構性缺陷，短期契約會變得無效。即使不存在以上缺陷，相對于連續(xù)性的生產過程被一體化和運用行政命令來配置資源這樣的情況而言，討價還價的成本和將該體制引入僅僅依靠市場(價格)信號進行調整所需的時間，一般都是很大和很長的。

E 制度適應(institutionaladaptation)

我們可以把制度適應分為兩類：單一經濟和超經濟。

1 單一經濟(simpleeconomic)

正如其他人所論述的那樣，縱向一體化是規(guī)避中間產品營業(yè)稅的一種方式，或者是繞開配額限制和價格控制的一種方法(Coase，1937，p 338~339；Stigler，1968，p 136~137)。但是縱向一體化可能也會出于產權的不完全界定。

雖然產權的最優(yōu)配置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是可以把它歸結為(不考慮公平的問題)一個簡單的準則：哪種配置可以使總產出最大化(Coase，1960，p 34)。這取決于損害和討價還價的費用支出，以及受補償方的動力。為了集中考察討價還價的費用支出方面的問題，我們暫且忽略損害的費用支出和激勵問題。正如科斯(Coase，1960，p 32~33，41)所強調的那樣，補償的行為減弱了被損害方采取適當的保護措施的動力，這也是一種外部成本。確信能得到補償的當事人將滿足于像往常那樣從事商業(yè)活動。這樣的做法比起拒絕給予補償可能會產生更大的社會成本。如果系統(tǒng)可以完全地調整，那么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需要有幫助的疏忽的敏感度。對于有幫助的疏忽的洞察當然需要由法統(tǒng)來給予那些遭受外部成本的人以必不可少的動力來進行恰當好處的適應。但是因為并不能按照慣例來確定這樣的洞察力(或公正)，所以通過縱向一體化來使得交易內部化可能也因為這個原因而變得重要。(有意思的是，在存在正的外部性的地方，并不存在同樣的問題。補償必須支付的規(guī)定使得Meade(1952)所說的果園的種植者不僅適當地發(fā)展了他的生產，并且種植對象從蘋果改為了桃子，如果這是對社會有益的話。)這里所說的產權最優(yōu)配置是指對于所涉及的外部收益和成本自動產生等量補償的配置，而非最優(yōu)的配置是指雙方需要通過討價還價來進行調整的配置。因此如果存在A、B兩方，A的活動增加了B的成本，產權的最優(yōu)配置要求A補償B。如果產權被界定為A不需要補償B，并且假定在邊際上存在外部性問題，那么只有B通過賄賂A使得A的活動進行調整才是有效的調整方式，當然這其中包含著討價還價。出于類似的理由，如果A的活動對B有利，產權的最優(yōu)配置需要B完全地補償A。通過縱向一體化將交易內部化來協調原來利益分歧的雙方當事人，或許能夠消除當產權沒有得到界定或者沒有得到適當的界定時所產生的討價還價的成本。

2 其他問題

風險規(guī)避指的是對于貨幣結果進行風險評估時的凹的程度(degreeofconcavity)。風險規(guī)避的決策制定者不僅關心期望值，而且關心與可選擇的目標相關的結果的離散程度：離散程度越高，對于效用的評價就越低。如果其他條件相同，具有更少風險規(guī)避程度的決策者大多會擔負起承擔風險的職能。但是，甚至在可能的企業(yè)和市場結構效應下，風險態(tài)度相同的情況下 這意味著每一個人將對某一方案做出相似的評價(不管他們的初始稟賦如何) 人們之間初始資產、地位的不同也一定會造成風險承擔能力的分化(Knight，1965)。

Arrow要求注意社會行為規(guī)范：這包括倫理和道德規(guī)范。在這方面，他論述道： 相互之間保持信任，這對所有的人都是有好處的。如果缺乏信任，那么安排可選擇的制裁和保證措施的費用非常高昂，這會使得一些相互有利的合作機會不得不被喪失掉。 (1969，p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