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認為最為要害的“歷史問題”上，“鄧小平專案組”希望落空?！皩０附M”沒有找到“歷史問題”，只好在“現(xiàn)行問題”上做文章。在以上報告中，他們寫道：“鄧小平伙同楊尚昆在毛主席身邊搞反革命竊聽，招降納叛，包庇壞人、叛徒、特務等兩部分罪行，已獲得不少證據(jù)，準備送呈首長審閱。下一步工作，我們擬重點查其意圖搞反革命政變，篡黨篡政的陰謀活動和里通外國的問題。相應地核實其三反罪行?！?天后，康生批示同意，并將此件送周恩來、陳伯達、江青、謝富治等閱。

“專案組”在調查中僅剩的一個歷史疑點，也就是鄧小平的入黨問題，不久也有了了結。在上述報告轉到周恩來處時，周恩來在報告上批示：“鄧小平是在留法勤工儉學時入團、轉黨的，我和李富春、蔡暢同志均知道此事?！敝芏鱽砑仁钱斈赅囆∑降纳霞壓蛻?zhàn)友，長期與鄧小平朝夕相處；又是中國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的創(chuàng)建人和領導人。因此，周恩來的批示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和準確性。既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已經寫出證明了，“鄧小平專案組”還有什么理由再去無中生有地捏造什么假材料呢!所以，周恩來的批示，對于總想挖空心思地從鄧小平的歷史中“突破”點什么東西的“鄧小平專案組”來說，不啻于當頭一棒。

經過了近3年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黨員2200萬人。中共九大代表由少數(shù)人醞釀“協(xié)商”產生，甚至個別非黨員也成了代表。當時，省、直轄市、自治區(qū)一級黨委和基層黨的組織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沒有恢復，全黨絕大多數(shù)黨員還沒有恢復黨的生活，相當多的第八屆中共中央委員仍被審查，甚至被監(jiān)禁。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選舉產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風風雨雨，處境已經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此時已被作為“叛徒、內奸、工賊”清除出黨。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處境艱難，屢遭暗箭，正在極力苦撐危局。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朱德多次受到“沖擊”和大字報的圍攻，甚至在中央全會上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的當面攻擊。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陳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為“老右傾”，長期受到批判，成了“靠邊站”的人物。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被打成了“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處在被監(jiān)禁之中。

這樣，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受到“沖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只剩下了毛澤東主席和在八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的、經過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領導機構以后仍保留的唯一的副主席林彪。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領導機構以后，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也很快由于對待“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態(tài)度而出現(xiàn)了不同的命運轉折。陶鑄由于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內戰(zhàn)”，把大批領導干部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肆意批判斗爭的錯誤做法，觸怒了江青等人，很快遭到突然襲擊，被從中共中央“第四號人物”的位置上拉下了馬，先是被打成“全國最大的?；逝伞边M行批斗，爾后又被橫加“大叛徒”的罪名，遭到監(jiān)禁。李富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指為“右傾”，多次受到“沖擊”，在所謂反“二月逆流”中，更被指為“二月逆流”的核心人物，多次受到批判和攻擊。只有陳伯達和康生這兩位“文革紅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沖鋒陷陣”，操縱“中央文革小組”和所謂“革命群眾組織”，肆意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制造“天下大亂”，成為平步青云、權傾一時、炙手可熱的人物。

在中共九大上，毛澤東被選為大會主席團主席，林彪為副主席，周恩來為秘書長。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報告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依據(jù)肯定下來，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更加系統(tǒng)和完整。報告把黨的全部歷史歸結為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虛構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所謂“以劉少奇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把“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強加到劉少奇頭上。報告把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作為黨的“基本路線”，并以此規(guī)定了“斗、批、改”的任務。報告對國際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夸大了帝國主義發(fā)動世界大戰(zhàn)的危險性，因而過分地強調要準備打仗。在九大通過的新黨章中，還破天荒地寫上了關于確立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段話，即“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zhí)行和捍衛(wèi)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zhàn)友和接班人”。

大會在選舉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時，林彪集團、江青集團的一批骨干和追隨者進入了中央委員會，而許多著名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久經考驗的黨政軍高級領導干部卻被排除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之外。在大會選出的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中，原第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只有53人，僅占第九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總數(shù)的19％。

中共九大上，林彪集團的主要成員林彪、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全部進入了中央政治局。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也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這樣就進一步加強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野心急劇膨脹，直至密謀策劃發(fā)動反革命武裝政變；使得江青反革命集團不斷制造內亂，繼續(xù)禍國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