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人民日報》發(fā)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這篇文章采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事實的手法，在最后一部分以“八個為什么”羅織了所謂“黨內(nèi)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劉少奇從抗戰(zhàn)爆發(fā)前夕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八大罪狀”，并氣勢洶洶地誣指劉少奇：“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同時，這篇文章還把矛頭指向鄧小平，誣指劉少奇“在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勾結(jié)另一個黨內(nèi)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提出和推行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

戚本禹賣力地充當江青等人的馬前卒，寫下了一篇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長文，在當時被稱之為“吹響了文化大革命深入發(fā)展的進軍號”，權(quán)勢更加膨脹。不料，幾個月之后，就被關(guān)進了監(jiān)獄，成為被打倒的“王、關(guān)、戚”中的第三號人物，真是咎由自取。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民日報》點名批判或不直接點名而用其他“代稱”點名批判，意味著對劉少奇、鄧小平這兩個所謂“黨內(nèi)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的批判將大大升級，性質(zhì)有新的變化。4月6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煽動和一手操縱下，中南海的所謂“革命群眾”未經(jīng)任何法律程序，沖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家中進行造反行動。次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貼出答辯的大字報，幾小時后便被撕毀。同月10日，清華大學群眾組織召開號稱30萬人的批判大會批斗了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雖然在林彪、江青的操縱下，劉少奇、鄧小平均受到了嚴厲的批判。但是在毛澤東的心中，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態(tài)度卻是有著明顯的區(qū)別的。

5月的一天，深為毛澤東所信任和器重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來到鄧小平家中與鄧小平談話。說主席最近剛回到北京，讓汪東興來看看鄧小平。毛澤東讓汪東興向鄧小平轉(zhuǎn)達他的三個意思：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毛澤東）寫信。聽完汪東興轉(zhuǎn)達毛澤東的意思后，鄧小平表示，大字報中提出的許多問題與事實不符，要求見主席當面談?wù)劇Ｍ魱|興把鄧小平的要求轉(zhuǎn)報了毛澤東。幾天以后的一個深夜，鄧小平家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倷C說，一組（毛澤東處）秘書要找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講話，王瑞林接了電話不久，毛澤東的秘書徐業(yè)夫來到鄧小平家。王瑞林帶著徐業(yè)夫到鄧小平的臥室把他叫起來，告訴說主席要找他談話，鄧小平趕緊起身。徐業(yè)夫沒有讓帶警衛(wèi)員，接著鄧小平一個人走了。直到黎明時分，鄧小平才從毛澤東住地返回家中。他告訴卓琳，主席主要問他30年代離開紅七軍到上海向中央?yún)R報工作這一段的歷史情況，他向主席詳細講了。主席批評了他派工作組的錯誤。他向主席表示接受批評。他還問主席，以后如有事情向主席匯報找誰?主席說，可以找汪東興，也可以給他本人直接寫信?？吹街飨瘧B(tài)度緩和，批評得并不嚴厲，使人感到相當大的安慰。

1967年夏天，驕陽似火。但“文化大革命”的“溫度”似乎比自然界的溫度更高。

7月中旬，毛澤東打算離開北京，前往大江南北地區(qū)視察“文化大革命”。臨行前，毛澤東召開了一次“中央文革小組”的“碰頭會”，談了自己此次出行的主要意圖，并提出要再次在武漢暢游長江，同時處理武漢的“文化大革命”問題。在談到“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時，毛澤東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chǔ)，三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月13日晚毛澤東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北京軍區(qū)司令員鄭維山等陪同，乘專列離開北京。第二天上午，周恩來為提前安排好毛澤東在武漢暢游長江和處理武漢問題等事宜，乘專機飛往武漢。

毛澤東、周恩來不在北京，這使江青等人失去了制約，更加肆無忌憚地掀起了一系列“批判”劉、鄧的狂潮。

7月15日，中央辦公廳的“群眾組織”以中央辦公廳名義寫了《關(guān)于批斗劉少奇的報告》，戚本禹在上面批道：“請伯達、江青、康老決定。”康生圈閱后批示“同意”。陳伯達、江青均圈閱“同意”。陳伯達還將《報告》中“劉少奇”三個字中的“少奇”二字勾掉，在“劉”字后面增加了“鄧陶夫婦”四個字。這一改動，使報告由原來的請示“批斗劉少奇”變成了“批斗劉鄧陶夫婦”，由原來的批斗一個人，變成了批斗劉、鄧、陶夫婦6個人。陳伯達這四個字，給劉、鄧、陶夫婦帶來了一場災(zāi)難！

7月18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策動下，北京100多個“群眾組織”數(shù)十萬人在中南海西門外召開“揪斗劉少奇誓師大會”。并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扎寨”，圍困中南海，要求“劉少奇滾出中南?！?。“中央文革小組”對此表示支持。

同一天，在“中央文革小組”策劃下，中南海的“群眾組織”組織批斗了劉少奇、王光美，并從此剝奪了劉少奇的人身自由。在批斗期間，王光美專案組組織人抄了劉少奇的家，共抄走劉少奇、王光美的筆記本等188本。在揪斗劉少奇時，曾有人將此事打電話告訴了在武漢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汪東興當即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正在一個解決武漢問題的會議上講話，聽了中南?！叭罕娊M織”揪斗劉少奇的匯報后，說：“我不贊成那樣搞，那樣勢必造成武斗。還是背靠背，不搞面對面。”并讓把他的話轉(zhuǎn)告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林彪。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卻置毛澤東指示于不顧，仍按預(yù)定計劃組織對劉、鄧、陶夫婦的批斗。

7月19日，中南海的“群眾組織”把鄧小平夫婦帶到鄧家住地旁邊的懷仁堂，說有事情要問。然后，開始對鄧小平家進行抄家。這些中央辦公廳的“群眾組織”對自己原來直接服務(wù)的對象倒是情況熟悉，熟門熟路。他們首先到鄧小平的辦公室、會客室，然后到住的臥室，翻來翻去，卻什么也沒有搜查出來。鄧小平日常的習慣是，開會不做記錄，平時不寫筆記，發(fā)言講話不寫講稿，最多一個紙條記幾個數(shù)字，但凡落筆都在文件上。處理文件都是當日事當日畢，看完批完就讓秘書拿走，辦公室內(nèi)不留文件。他的辦公室內(nèi)確實干凈簡單，除了書籍以外，幾乎什么也沒有?！霸旆磁伞彼蚜税胩?，一點對他們有用的材料也沒有找到，不免有些失望，便氣鼓鼓地說：“一點筆記都沒有，這個總書記，也不知道是怎么當?shù)?”

這次抄家后，鄧小平算是“正式”被打倒了。7月29日，中南海一些“革命群眾”以開支部會的名義，批斗了鄧小平，限他3天內(nèi)交出“請罪書”，宣布從即日起限制鄧小平夫婦的行動自由。面對誹謗和批斗，鄧小平忍無可忍，提筆給汪東興寫信：“今日上午支部會議的情況料已知道。另，外語學院也要我在30日以前寫出交待，支部限期是3天。對此類事情應(yīng)如何處理，理應(yīng)請示主席和中央。電話不便打，我寫一封信求見主席，請代為轉(zhuǎn)呈?！痹诮o毛澤東的信中，鄧小平寫道：“5月見主席時，主席曾面示有事可找你，并囑如要見主席可直接寫信。我再次寫信求見主席，十分懇切地希望能夠當面向主席請教。我自覺這個請求是不一定恰當?shù)?，但我別無辦法，只能向主席傾吐我的心情。如果主席太忙，是否要別的同志找我一談?！钡珴蓶|沒有再見鄧小平。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策劃下，打倒鄧小平已成不可逆轉(zhuǎn)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