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縣安置區(qū)緊急動員，騰出社隊倉庫、公房、社員多余的住房甚至包括牲口棚等各類房屋3400余間供水源地來的老鄉(xiāng)遮風避雨臨時安身，然后開始動手建房。人均300元的經(jīng)費，還要保證建設等其他費用，就這點錢建房，談何容易。淅川移民在鄧縣的建房標準是：每人半間，每間12平米，每間造價330元，本著原拆原建，不足部分由國家補助的原則，建房費每人177.75元，超者不補。

淅川這一萬多移民是被步步上漲的大水逼得倉促離開的，誰還顧及去拆自家的房屋？即使拆了，幾十上百里的路程，沒有運輸工具，怎樣將這些磚瓦、屋梁、門窗等房屋構件搬到安置點？沒有自家的這些房屋構件，何來“原拆原建”？每人補助區(qū)區(qū)177.75元，按一戶5人計算，只有900元不到，900元錢如何蓋得起30平米的住房起來？錢就這么多，房子也要蓋，米不夠水來湊，只好在節(jié)省上動腦筋。為了省錢，建房時不打地基，土坯還沒干就使用，調(diào)灰漿的石灰不夠就用泥土代替，房頂?shù)臋_條是臨時砍來的小樹，枝條又細又濕，幾天太陽一曬就全變形了，房頂上蓋的瓦又稀又薄，晚上在屋里就能看見天上的星星，外面一下雨，屋里稀里嘩啦到處流水。這樣突擊蓋起來的房屋，外干內(nèi)濕，濕土坯壘的墻歪歪扭扭，房頂上的瓦一陣風就能吹跑。用今日的眼光來看，全部是“豆腐渣”房，結果是隨建隨垮。到1973年，倒塌房屋2729間，危房1279間，共計4026間，占建房總數(shù)95%。俗話說安居樂業(yè)，只有安居方能樂業(yè)，數(shù)萬人住在這樣的房子里，能安得住嗎？這次“內(nèi)安”到鄧縣的一萬多戶移民，情緒極為不滿，絕大多數(shù)人想方設法先后返遷回淅川。

很多老移民回憶起當年的情景都很傷心。淅川縣一位李姓移民：

我們家有6口人，是一個大家庭。1958年時我正在讀小學，家鄉(xiāng)里搞大煉鋼鐵，我們村莊稼也不種了，地里建起了成排的煉鐵爐，每個爐子前擺放著2米多長的大風箱，兩個壯勞力呼哧呼哧地拉風箱，煉鐵爐里冒著熊熊的火焰，晚上看起來格外壯觀。煉鐵需要焦炭，村里的青壯勞力一部分上山砍樹來煉鐵，一部分在村里燒焦炭煉鐵。為了集中勞力方便指揮，公社下令，我們村和蔡坡村合并，我們村專職煉鐵，騰出來的土地做農(nóng)場。就這樣我們家便開始了第一次搬遷。幾個村合并后便趕上了吃食堂，所有家里的鍋碗瓢勺包括糧食油料全部上繳，鐵鍋拿去煉鐵，家里不留任何炊具，家家搬得精打光，誰家要是私自留下一點炊具被發(fā)現(xiàn)了就要挨批斗。我母親將一個鍋藏到屋后的竹林里，結果被發(fā)現(xiàn)，受到一頓批斗。

大隊辦起食堂，四五百人擠在一起吃飯，開飯時家家戶戶空著手去吃，吃完后手一甩就走，大家都很開心。開始的時候，餐餐都是紅薯疙瘩煮的湯，湯里面還加點苞谷糝，以后便沒了，而且越來越稀，大家的肚子越吃越餓。意見越來越大。1958年那年風調(diào)雨順，莊稼長得格外好，一個紅薯能有七八斤，地里的麥子能收到一千斤出頭，但是青壯勞力都去煉鐵，很多紅薯在地里無人去收。到了餓肚子了，開始有人動起了腦筋，到了夜里，大人帶著我們孩子偷偷地到地里去挖紅薯，有些麥子還沒割，也偷偷地去割，割完后往家抱。在自己家里做點吃的。但鍋都收走了，沒有鍋怎么辦？這也難不住我們，我們便在鏟地的鐵锨上烙饃。到了1959年春，開始鬧春荒，村里幾乎家家戶戶晚上到地里去偷還沒長熟的大豆、豌豆、剛開始灌漿的小麥。我記得，偷豌豆那天是個滿月天，地里亮堂堂的，放眼望去，地里都是人，大家之間互相望望都不說話，不認識似的。大隊書記也夾雜在人群里，看見我們，一低頭什么話也沒說。沒辦法，不去偷就得餓死。樹皮、谷糠、野菜、老鼠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的糧食。人挨餓，牲口也沒得吃，隊里的牛餓得皮包骨，路都走不動了。村里的人餓死了，抬的人都沒有。我的大伯餓死之前想吃一塊餅，上哪找去？沒有。他的女兒跑到隊里的食堂哭著說好話，從食堂討回半斤紅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