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況下，善于協(xié)調(diào)的日本人都能夠發(fā)揮“蝙蝠”的長處，似乎可以在歐美與東方兩種文化之間游刃有余。比如在政治運作中，一旦出現(xiàn)矛盾各派勢力先采用“和式”的解決方法——跑到酒館飯店或者不為人知的密室私下協(xié)調(diào)，如果實在不行，大家就按照“西洋”規(guī)則，依法律程序到議會大廳里見面。但是，文化沖突的痕跡畢竟難以從根本上消除。比如在社會生活中，一方面羨慕西方契約社會處理人情關系時的干脆利落，想擺脫日本人情社會的曖昧、煩瑣；另一方面又討厭“契約”下的人情淡漠，留戀傳統(tǒng)文化倡導的和諧溫情。在政治上，民眾一方面崇拜西方民主政治，對政治暗箱操作深惡痛絕，譏諷那些父子議員為“世襲政治家”；另一方面，一旦老議員的兒子來到自己所在選區(qū)拉選票，又從民族傳統(tǒng)出發(fā)，習慣于尊重“主家”，深信“龍王爺?shù)膬鹤訒∷?，不自覺地去投票支持。

在對外關系中，日本自詡為“西方一員”時洋洋得意，講自己是“亞洲一員”時也泰然自若。然而，日本戰(zhàn)略意識的深層卻常蘊含著被歐美和亞洲同時擠兌的恐懼。曾幾何時，急于擺脫貧困落后的日本人，幾乎不顧一切地撲向西方，疏遠乃至欺侮亞洲鄰居。明治時期的大思想家福澤諭吉曾公開把亞洲鄰國稱為“惡友”，稱：“我國不可有坐待鄰國開明、共興亞細亞之猶豫，莫如脫其列，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之法亦不必因鄰國之故，以特別禮顧，惟可遵西洋人待其之風處之。親惡友者，不免共惡名。于吾之心當拒亞細亞東方惡友?！笔苓@種心態(tài)的支配，日本在二戰(zhàn)以前陶醉于“脫亞入歐”，自詡為“榮譽白人”，周游于歐美列強之間。但是，被日本人視為“同宗”的歐美卻不時以另類的眼光看待日本。近現(xiàn)代美國制定的限制亞洲人移民的歧視性政策同樣把日本人算在里面；日俄戰(zhàn)爭中沙俄一度把對日戰(zhàn)爭描繪成白種人對黃種人的戰(zhàn)爭；一戰(zhàn)后，日本作為列強之一參加巴黎和會時，種族和“洲別”總成為被列強擠兌的借口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成為列強一員之后的日本，開始自視為“世界上無比尊貴的國家”，擁有“萬邦無比的國體”。一方面把亞洲各國視為賴以自肥的獵物肆意侵略屠殺，另一方面對歐美由崇拜到仇視和輕蔑，認為日本“臣民與西洋各國的所謂人民其性質(zhì)完全不同”，冠以“鬼畜英美”的蔑稱。此時的“大日本帝國”儼然要超然于“鳥”和“獸”之上，做世界的主宰。結果，逼得亞洲其他國家和歐美聯(lián)手抗日，最終給軍國主義敲響了喪鐘。

按理說，二戰(zhàn)的慘敗已經(jīng)給了日本足夠的教訓。但是對于這個教訓日本只吸取了“一半”。他們從中再度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實力，半強制、半自覺地再度“入歐”“入美”，通過政治經(jīng)濟改革很快實現(xiàn)了國家復興。但是他們卻仍然輕視亞洲文明逐漸上升的活力。尤其是再度“入歐”嘗到成功的喜悅后，更加鄙視亞洲鄰國，竭力否認自己在亞洲的存在。日本政治經(jīng)濟評論家長谷川慶太郎曾在《再見，亞洲》一書中這樣講到：“日本位于亞洲大陸的東端，日本人是亞裔黃種人。對于日本人來說，不論從哪方面講，亞洲都是一個關系很近的地區(qū)。在長期的歷史當中，日本從亞洲輸入了文字與思想，接受了宗教,學習了政治制度。但這已成為歷史。因為在戰(zhàn)后的40年里，日本與日本人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蓙喼拊谶@40年里卻未發(fā)生什么變化。結果，日本與日本人決定性地離開了亞洲?！雹?/p>

正是受上述認識的支配，在冷戰(zhàn)時期，日本打著“自由民主”旗幟爭取歐美的認同，力爭做“西方的一員”，并為能夠參加“西方七國首腦會議”而沾沾自喜。對亞洲各國則經(jīng)濟上利用，政治上首鼠兩端、若即若離，文化上一肚子瞧不起。但是，西方國家雖然讓日本人登堂入室和自己坐在了一起，但骨子里仍然對其心存“異見”。尤其是80年代以后，當日本和美國、西歐的經(jīng)濟矛盾激化時，西方媒體很快掀起一股“排日”浪潮，紛紛提出“日本異質(zhì)論”、“日本特殊論”，聲稱日本不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威脅要把其“打入另冊”。搞得日本專家學者趕忙著書立說，挖空心思辯解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