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薛明講述自己一生坎坷的經歷：從1916年率領20個人刀劈芭茅溪鹽稅局，談到參加兩次北伐戰(zhàn)爭、參加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失敗后，同周逸群等一起到湘西，創(chuàng)建了紅四軍和湘鄂西革命根據(jù)地；談到同李立三、王明“左”傾路線的斗爭，及長征途中怎樣同張國燾分裂主義進行斗爭；一直談到他一家五口：父親，姐姐賀民英、賀五妹，妹妹賀滿姑，弟弟賀文掌為革命犧牲，賀氏宗族上百口人死在敵人的屠刀下。

敵人抄了他的家，燒了他的房屋，挖了他家的祖墳……講到這些，賀龍心潮澎湃，熱血沸騰。

因為，他已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黨，他的生命同黨的前途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

他說：“我本來就是在共產黨最背時的時候參加革命的，所以，多么背時我都不怕。”

但他看到當前“文革”運動的情況，看到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陰謀家得勢，老百姓遭殃，自己和許多老干部被迫害，不禁怒火滿腔。

后來，薛明把賀龍的詳細回憶，認真地整理出來，實事求是地把每件事情的來龍去脈講得清清楚楚。

賀龍希望黨中央和毛澤東能看到這些材料。

就像冰雪害怕陽光一樣，謊言最害怕事實。

康生和專案組對賀龍寫的材料十分害怕。

康生要求專案組不能把賀龍寫的材料原件上報，他批示：“不摘要，不提問題，不說你們的看法，即送出傳閱，這辦法很不適當，望注意。”

因此，專案組按康生的旨意，對賀龍寫的材料上報時只作摘要，并談了他們的看法。

報告中說：賀龍寫的材料“極力吹噓標榜自己，不交待實質性的問題。

并有誣蔑、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同志處”，“態(tài)度極不老實……”

康生看后，批示道：賀龍“極不老實”。

“吹噓自己，掩蓋錯誤，不交待問題，我建議專案組仔細研究，尋找漏洞，現(xiàn)在不必傳閱，以免干擾?！?/p>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召開了八屆十二中全會。

毛澤東在會上再次宣布：他對賀龍不保了。

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后，康生對賀龍專案工作抓得更緊了，多次聽取案情匯報。

他說：“賀龍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二變’問題(即所謂歷史上‘投敵叛變’和現(xiàn)行的‘二月兵變’)。

而歷史上的叛變問題的關鍵是1927年8月，賀龍給蔣介石、汪精衛(wèi)、唐生智等人發(fā)過四封乞降電報，和1933年國民黨反動說客熊貢卿到紅3軍招降賀龍。

這些問題是你們的主攻方向。

”按照康生的旨意，專案組將上述兩個問題列為賀龍“叛變通敵”的核心，擬定詳細的審查方案，集中力量進行突破。

與賀龍有關的其他分案也圍繞這個“核心”運轉。

同誣蔑賀龍在1933年企圖“叛變投敵”一樣，所謂1927年8月賀龍向蔣介石等發(fā)過四封“乞降”電報，是紅衛(wèi)兵在翻閱舊報紙時，在北平《晨報》上看到的一條消息。

專案組認為，南昌起義發(fā)生在南方，既然北平的報紙有這條消息，南方幾省也可能有類似的消息或報道。

為了印證《晨報》這條消息，派出了幾個調查組，分赴江西、湖南、江蘇、安徽等，查閱敵偽時期的檔案、報刊等資料，但毫無所得。

為了查清四封“乞降”電的情況，專案組便想到了兩位知情人：一位是唐生智，他曾是賀龍的頂頭上司。

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全國人大代表、常委、全國政協(xié)委員、常委、國防委員會委員、湖南省副省長，當時是湖南省政協(xié)副主席。

另一位是陳浴新，唐生智的親信，被安插到賀龍的第二十軍任參謀長，對賀龍進行監(jiān)視。

南昌起義后，他帶了一部分人員叛變，逃回武漢并發(fā)布了通電。

所以，專案組認為，唐生智是賀龍的上級又是收報人，應該知道此事；陳浴新是軍參謀長，賀龍發(fā)電報應該同他商量，并讓他去承辦，他更應該了解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