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絕不是一貫正確的，而是錯誤不少。”

聶榮臻的這封信，是經(jīng)過周恩來審查修改后發(fā)出的。

如原信中有一句，“總理代表中央親自幫助我們糾正這次會議的錯誤”，周恩來改為“周恩來總理遵照毛主席指示，幫助我們糾正這次會議的錯誤?！?/p>

另一句提到，總理的指示，對我們開好會議“起了重大作用”，周恩來改為“起一定作用”。

但信在發(fā)給“學(xué)代會”以后，仍有人說，聶榮臻的信“是做表面文章”、“沒有觸及靈魂”、“作為黨委書記，不可能事前不知道‘學(xué)代會’代表的條件?！?/p>

4月30日上午，聶榮臻到“學(xué)代會”上準備檢討，聽取意見。

可當(dāng)他剛講了幾句，持批判態(tài)度的一派口號聲四起：“火燒聶老總”、“炮轟聶老總”、“萬炮齊轟聶榮臻”。

接著是另一派反對這樣做，也高呼口號。

至此，聶榮臻已經(jīng)無法再繼續(xù)講話。

他乘會場稍靜時，說了幾句：“大家對我有什么意見，歡迎提出，由國防科委黨委轉(zhuǎn)給我，希望大家遵照總理的指示，把大會開好?！?/p>

然后離開了會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67年6月1日，聶榮臻辦公室接到國防科委軍管辦公室的電話：飛機研究院一批群眾來到國防部，要揪斗國防科委副主任唐延杰(唐曾任飛機研究院院長)，說唐歷史上有自首叛變問題。

該怎么辦?請聶榮臻作指示。

聽了秘書的報告，聶榮臻電話上找羅舜初、劉華清、蔡順禮，一個都沒有找到。

他就直接打電話給國防科委辦公室主任。

聶榮臻在電話里說：“唐延杰同志的自首問題，中央是知道的，不是不知道。

毛主席說過。

經(jīng)過長征和幾次反‘圍剿’考驗的，一般可以解決黨籍問題。

唐的問題不是(國防科委黨委)常委已經(jīng)向中央寫了報告了嘛。

群眾貼大字報可以。

如何處理，待中央有指示后按指示執(zhí)行，不要讓外單位揪斗唐。

這個精神，只給常委同志說一下，不要下傳?！?/p>

但不知什么原因，事隔一年之后，這些話傳了出去。

1968年6月27日國防科委機關(guān)9名干部聯(lián)名貼出名為《炮打聶榮臻》副標題為“聶榮臻捏造最高指示，從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大字報。

大字報的作者，把上述電話記錄中“毛主席說過，經(jīng)過長征和幾次反‘圍剿’考驗的，一般可以解決黨籍問題”這句話，引申為“毛主席說，叛徒可以入黨。”

引申的話還打了引號，就變成了聶榮臻的原話。

由此，自然得出了“捏造最高指示，從政治上陷害毛主席”的結(jié)論了。

所謂唐延杰是“叛徒”的實際情況是：他1929年在長沙與黨組織失掉聯(lián)系。

由于當(dāng)時白色恐怖嚴重，他的家人代他登報自首，后被國民黨當(dāng)局收容進感化院進行“感化”。

1930年，紅軍進攻長沙時將他營救出獄，隨即參加了紅軍。

經(jīng)歷過中央蘇區(qū)歷次反“圍剿”作戰(zhàn)和兩萬五千里長征，1936年在陜北重新入了黨。

唐延杰重新入黨時，與聶榮臻不在一個單位，所以，聶榮臻對情況并不清楚。

到1967年春天，有人反映唐延杰歷史上有自首問題，聶榮臻當(dāng)即要國防科委黨委將唐的材料上報中央，還決定在中央沒有批示前，當(dāng)年的“五一”節(jié)沒有讓唐延杰上天安門城樓觀禮，也不讓唐再管機密性大的工作。

在聶榮臻的記憶中，長征到達陜北后，中央軍委曾有過指示，經(jīng)過反“圍剿”和長征考驗，一般都可以解決黨籍問題。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聶榮臻說了電話記錄里的那段話。

至于說“政治上陷害林副主席”的問題，聶榮臻就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事實的經(jīng)過是：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東突然逝世，下午葉群給聶榮臻的秘書打了個電話(當(dāng)時不知道安東是非正常死亡)：“林副主席知道安東同志逝世后說，安東是個好同志，是聶老總的一個好助手，既已逝世，請聶總不要過分悲傷，要保護好聶總的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