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集體行動的研究，涉及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公共管理學等各個學科，包括社會心理學中的群體行為，社會學中的社會運動，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制度變遷以及公共管理學中的公共物品供給等諸多領域。所謂集體行動，從廣義上來理解就是一個團體的成員為了追求其共同利益而采取的行動。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趙鼎新則認為，集體行動是與社會運動、革命屬于同一范疇的概念。因此，集體行動指的是有許多個體參加的、具有很大自發(fā)性的制度外政治行為。我這里重點分析農民、農民工和工人的維權抗爭。

一、農民的“以法抗爭”

（一）農民維權活動的解釋框架

在目前國內學術界，對當代中國農民維權抗爭的學理性研究基本上還是空白。只是在有關農村社會穩(wěn)定的研究中，農民的維權抗爭是作為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一個原因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關注，也提出了一些對策性的主張。在這些有限的研究成果中，張厚安、徐勇的《中國農村政治穩(wěn)定與發(fā)展》的理論結論是值得注意的。他們將當代農民的抗爭納入到了政治參與這一框架之中進行研究，并認為，隨著現(xiàn)代化發(fā)展，農村出現(xiàn)了大量的新矛盾、新問題，加上制度化參與渠道不暢，民主政治體系要經歷一個很長時間的發(fā)展完善過程，特別是農民對參與的目的、方式、相關法律規(guī)范知識了解較少，缺乏制度化參與的習慣，導致非制度化參與大量增多。這種狀況，雖然可能產生一些積極后果，但“會強烈沖擊政治穩(wěn)定和政治秩序。一是弱化基層政權組織的權威性，政權組織造成過大的壓力，從而不敢管理，以致出現(xiàn)無政府狀態(tài)。二是妨礙政治的制度化進程。當人們意識到非制度化參與更有效，就不會積極選擇制度化參與。三是大量的非制度化參與具有暴力性或暴力傾向，會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四是不利于培育農民的公民意識，加強法制觀念，形成民主習慣，從而影響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進程”?？梢哉f，這種觀點代表著主流政治學界的基本認識。對此，我們從方江山的《非制度政治參與——以轉型期中國農民為對象的分析》、程同順的《當代中國農村政治發(fā)展研究》等著作可以得到驗證。方江山在這篇博士論文中，圍繞非制度參與這個核心概念，把政治參與看作公民與政府互為控制的一對矛盾，對轉型期農民非制度政治參與的成因、類型、特點、趨勢等進行了分析，其結論是，“隨著轉型期鄉(xiāng)村利益格局的調整和控制模式的變化，農村出現(xiàn)了新的緊張關系，農民非制度政治參與呈現(xiàn)出擴大的趨勢”，而對策是，“政府在發(fā)揮政治參與中的主導作用時，應把握利益平衡性，注意權威運用合理性，重視意識形態(tài)的制度性作用，考慮政治參與的綜合成本等，從而建立以互惠為基礎的政治參與模式”。程同順則指出：“我國農民階級也有它自身的許多弱點和缺點，由于他們文化素質低，法制觀念差，對自身的權利還沒有十分清楚的認識，還沒有按照制度化的程序參與政治生活、表達自己的利益，所以或者聽任自身權利遭受侵犯而無動于衷，或者容易頭腦發(fā)熱，感情用事，往往容易被偶發(fā)事件所刺激，做出過火行為?！睘榇?，他提出了要“對農民進行民主啟蒙，提高農民參政素質”等主張。而在中央政法委員會研究室編輯的《維護社會穩(wěn)定調研文集》中，主要分析和研究的是發(fā)生群體性突發(fā)事件的原因及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