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風(fēng)中行走。

回望這六十多年，我從未走過舒適安逸的路。首先是因為生活的時代環(huán)境，其次是個人性格所致。我不喜歡走安逸的捷徑，我喜歡冒險與挑戰(zhàn)所帶來的熱情與振奮。另外，則是因為我一直無法拋棄“幸福世界”的夢想。我相信，所謂幸福的世界，就是社會安定、經(jīng)濟安樂以及透過文化而獲得快樂。我之所以有這樣的性格與理想，或許都開端于早年如影隨形的貧窮……

歸鄉(xiāng)之路

我是在日本出生的。1945年祖國解放后，父母帶著大姐貴仙、大哥相殷、二哥相得、二姐貴愛、妹妹貴粉和我坐上了回國的臨時客船。船上擠滿了和我們一樣心懷憧憬的韓國人。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好不容易保住性命、踏上歸鄉(xiāng)之路，心情是何等的喜悅啊！誰知，船行至半途，在大麻島觸礁沉沒。一家人雖然都被救了上來，但父母在日本辛辛苦苦積攢的一點錢，連同僅有的幾件舊衣裳全都被水沖走了……就這樣，我們兩手空空回到祖國，等待我們的是無邊的貧苦。

回國那年我只有4歲，對故鄉(xiāng)的最初記憶就是浦項市場街的貧窮。貧窮像石花殼一樣緊緊貼在我們家身上，到我二十多歲時還無法擺脫。

我們的父親出生在離浦項三十多里的慶尚北道迎日郡興海面德城洞的一戶農(nóng)家，是三兄弟中的老幺。家里的一小塊地都分給了兩個哥哥，因此父親年輕時就離開了故鄉(xiāng)，到處流浪。在顛沛流離的日子里，他學(xué)會了養(yǎng)豬和養(yǎng)牛的技術(shù)。

1935年，父親和幾位老鄉(xiāng)一起去日本闖蕩，在大阪附近的牧場干活。每天天不亮就得起來擠牛奶、割牧草、喂家畜，靠著拼命勞作和節(jié)儉，終于攢下了幾個錢。在日本暫且安定之后，父親臨時回國與母親結(jié)婚。不久，他們便一起到了日本。

回國后，父親在“6·25”事變之前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同志商業(yè)高中財團理事長所有的牧場上干活。母親則在浦項市場一個偏僻的角落里賣水果。我從5歲起就是父母的小幫手了。

“6·25”事變爆發(fā)時，我還在上小學(xué)。那年，母親帶著我們七個孩子（弟弟相弼是父母回國后出生的）到興海大伯家避難，父親則繼續(xù)留在牧場上干活。我記得，那是一個炎熱的上午，弟弟相弼哭鬧個不停，姐姐貴愛就背著他在院子里玩耍。突然有飛機飛過的聲音，緊接著屋頂上響起轟隆隆的爆炸聲。不知道過了多久，可怕的聲音終于停息了；可是，姐姐和弟弟呢？

家人驚恐地奔向院子，姐姐和弟弟倒在院子中央，額頭、后背汩汩冒血，全身燒傷，慘不忍睹。

母親幾乎要昏厥過去?？磧蓚€孩子還有一口氣，她瘋了似的拼命往山上跑，采來草藥敷在姐姐、弟弟身上。對于我們這樣的窮人來說，買藥是不可能的。但最終，姐姐和弟弟還是在痛苦中停止了呼吸。他們慘死的模樣和母親哀痛的神情，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深處。從那以后，戰(zhàn)爭和南北分裂對我來說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父親因戰(zhàn)爭失業(yè)后，我們一家人不得不搬到了山腳下的一座寺廟。那座寺廟是以前日本人建的，大家都叫它“赤山寺廟”。15個家庭擠在一間屋子里，連個生火的地方都沒有。住在這里的當然都是窮困潦倒之人，從早到晚，打架的聲音、喊餓的聲音、臨死的呻吟聲不絕于耳，沒有一天能睡好覺。每天我們?nèi)胰硕嫉贸鋈フ页缘?，但即使這樣也很難填飽肚子。

那時候，我們家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酒糟—糧食釀酒后剩下的渣子。作為家里最小的兒子，我每天都要去酒廠買酒糟，而且一定要買最便宜的那種，一天兩頓都用酒糟充饑。因為酒精的原因，我全身一直是紅紅的。日后到公司工作，我之所以能在酒席上“勝人一籌”，或許就是小時候吃酒糟練出來的吧。我把它看成貧窮留給我的一種財富。

失去牧場工作的父親后來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做布料生意。這種買賣的“生財之道”全在量尺上。布料商告訴父親：量布的時候要把尺子疊起來一點，最后再“大方地”讓出一點送給顧客，如此這般才能賺錢。但是，父親的秉性不容許他這么做。所有布料他都一寸不少地量給顧客，末了再免費贈送一點。父親的這種即使在困境中也要憑良心做事的態(tài)度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我。但是，當時還在念小學(xué)的我，最切膚的感受還是貧窮的苦澀。午飯時間，其他同學(xué)都在吃飯，而我只能拼命往肚子里灌水。水不能充饑的感覺，沒有經(jīng)歷過的人又如何體會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