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告訴你，一個球拍加一個球，一共是1.10美元，球拍比球貴1美元，那么球是多少錢？這個問題顯然不需要很復雜的計算，難度就和小學生每天功課要演算的題目差不多。但在幾年前，麻省理工學院的心理學家謝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讓普林斯頓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的學生來解答這個問題時，給了學生們足夠的時間算出答案，結果呢，50％普林斯頓的學生和56％密歇根的學生都答錯了。他們的答案是：球拍1美元，球0.1美元或10美分；而正確的答案是：球拍1.05美元，球0.05美元或5美分。

幾乎每個人第一次被問及這個問題的時候，都會脫口而出10美分的答案。不知道為什么，這個答案感覺上就像是正確的。乍一看，1.10美元的總價可以簡單地分成1美元和0.1美元，粗算一下，兩個量也正好相差1。所以對于我們的大腦來說，10美分的答案就好像是個“自然”的反映——人們下意識地努力作答，但是要答對還需要更大的努力。而用不同的問法來問這個問題，似乎就沒那么難了。如果我說，球拍和球一共1.10美元，球拍是1.05美元，球多少錢？這次你的本能就不會出錯了。

對于這個實驗，“理性選擇”顯然無法解釋，同樣也無法解釋過去十年來，心理學家和實驗經(jīng)濟學家所做的上百個實驗。如果你想找到合理的解釋，那么必須得另辟蹊徑。而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兩個系統(tǒng)”的觀點，則能給我們提供一個很好的途徑。

卡尼曼認為在人類大腦這套裝置中有兩個系統(tǒng)，其中只有一個系統(tǒng)是理性的。這個理性的系統(tǒng)能夠有意識地根據(jù)邏輯處理信息，工作起來很慢，一步接著一步，而且只有依靠持續(xù)不斷的努力和全神貫注才能運作。

但是，在這個計算的大腦之下，還有另一個“本能”的大腦，它運作起來快速，自動，很難掌控。我們本能的大腦看到了1.10，于是就把這個數(shù)字分成了1和0.1，它一把抓住了重要的細節(jié)，很快地給出了答案，做事風格利落迅速，不需要任何“理性”的分析。

卡尼曼，還有其他人開始逐漸把理性的幻覺從經(jīng)濟學中拆離。1970年到1980年的十年中，卡尼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維斯基（Amos Tversky）合作，研究在許多簡單的情況下，思維的本能是如何對信息的接收和使用產(chǎn)生影響的，并了解到聰明人如何漸漸偏離了經(jīng)濟學家的理性理念。他們發(fā)現(xiàn)如何“框定”一個問題，或如何呈現(xiàn)一種情況，會對人們的處理方式產(chǎn)生戲劇性的影響。例如，告訴病人手術的成功率有90％，和告訴病人手術有10％的可能會失敗，這兩種告知方式會使病人做出不同的決定，前者更有可能使病人接受手術。同樣的，對相同的金額進行不同的描述，價值也會變得不一樣。假設你要買的CD是15美元，店員說再走兩分鐘到另一家店里，這張CD只賣10美元，你可以節(jié)省5美元。很多人都會努力省下這5美元，但是研究表明，如果同樣的人要買的是一件125美元的皮夾克時，他們就不介意省不省這5塊錢。從理性的角度來講，兩種情況下的5塊錢都是一樣的，然而本能的大腦卻并不同意，它認為一種情況中的5塊錢，比另一情況中的5塊錢更值錢。

顯然這種想法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典型的人就是這樣，要是你把實際很簡單的問題復雜化，生硬地給它們套上一件滿是灰塵的數(shù)據(jù)外套，那么情況就更糟了。如今，對艾滋病病毒HIV的抗體檢測準確率高得令人難以置信。如果某人身上攜帶HIV病毒，那么從他的化驗報告中就能體現(xiàn)出來，檢測的準確率是99.9％。如果某人沒有HIV病毒，那么化驗結果的準確率更高達99.99％。

現(xiàn)在，讓我們到美國大街上隨便找個人來為其做HIV抗體檢測，只要他不是靜脈吸毒者，不是男同性戀，或不屬于其他患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就行。如果化驗的結果呈陽性，那么這個人就真的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嗎？準確的幾率又是多少呢？問這些問題的人看似好像丟了大腦，問得多余，這個人攜帶HIV病毒幾乎是肯定的了。這么想對嗎？錯。正確的答案是，化驗準確的幾率只有50％。

如果你的答案錯了，不要沮喪，因為這個問題德國馬普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的心理學家歌德·吉戈仁澤（Gerd Gigerenzer）問了好幾百人，從學生到數(shù)學家，再從數(shù)學家到經(jīng)驗豐富的醫(yī)師，結果卻發(fā)現(xiàn)，大約95％的大學生和40％的醫(yī)師都答錯了，盡管后者經(jīng)歷過特別的訓練，但在處理這類問題時仍然出錯了。所以，問題就出在我們的思維本能。

其實，如果你和大多數(shù)人一樣，那么你的思維已經(jīng)被本能的大腦掌控了，使得你沒發(fā)現(xiàn)，我還沒給你足夠的信息能讓你做出正確的答案。要做出理性的判斷，你就要知道一開始我們從大街上“隨便”找來的這個人，本來就不太可能是HIV病毒的攜帶者，因為只要不屬于高危人群——男同性戀、靜脈吸毒者等，10000個美國人里只有1個人會感染HIV病毒。這就意味著，這個人患有HIV病毒的概率和檢測結果呈陽性的概率只有萬分之一，而沒有HIV病毒的人抗體檢測卻呈陽性的概率也是萬分之一。所以，呈陽性的結果，對錯的可能性各占一半。如果這么說你還是不清楚，那么很有可能是因為可能性這個問題迷糊了人的大腦。那么現(xiàn)在，我們用實際的人數(shù)來思考這個問題。想象一下，有10000個肯定不屬于高危人群的人到醫(yī)院做HIV的抗體檢測，根據(jù)我們之前所說的，普通人，也就是非高危人群，帶有HIV病毒的概率是萬分之一，那么前來做檢測的那10000人里，可能就有一個人真的感染了HIV病毒。由于抗體檢測的準確率很高，所以幾乎所有人的檢測結果都是正確的（9 999個人的檢測結果呈陰性，1個人的檢測結果呈陽性）。但又因為抗體檢測不是絕對完美的——10000次檢測中會發(fā)生1次錯誤，所以這些人中有某個人的檢測結果也會呈陽性（抗體檢測呈假陽性的幾率，要比呈假陰性的幾率大得多）。最后總結下來，10000個人里面，我們大概能發(fā)現(xiàn)一個真陽性和一個假陽性，所以陽性結果的準確率只有50％。

總而言之，不是我們失去了理性，而是我們慣常的思維背離了理性。許多經(jīng)濟學家喜歡把這種背離稱作為“反常狀態(tài)”，仿佛它們是對理性觀念的背棄，莫明其妙，叫人費解。但是進一步思考，也許我們思維的本能其實一點也不反常，或許在人類歷史上還具有非凡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