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亞教書

1986年我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時，認識了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教授Clem Tisdell。他看到我寫的《計劃經濟中價格扭曲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一文，邀請我參加當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召開的社會經濟學年會。那年8月我和樊綱一起去多倫多，由樊綱開車，順路看了尼加拉大瀑布。稍后9月23日Tisdell教授又邀我去他訪問的WoodsHole海洋研究所。我和他非常談得來。后來他換到昆士蘭大學，任經濟系主任。1990年初他給我發(fā)來一則招聘信息，是昆士蘭大學招聘客座高級講師，有意讓我申請。有這樣的機會我很愿意試試看，就寫了申請書。不久就有了回音，我算錄取了。

20世紀90年代初，出國的審批手續(xù)非常嚴。幸虧那時社科院主管美國所的副院長是李慎之，他很痛快地批準我出國的申請。但是澳大利亞駐華大使館根本不發(fā)中國人去澳的簽證，實際上是一種對華的封鎖政策。也不光是澳大利亞，全世界都封鎖中國，敵視中國。1989年冬我去德國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我坐的中國民航飛機到了法蘭克福上空就是不讓我們著陸，在空中盤旋了足足半個多小時。

李慎之感覺形勢很不利。在3月召開人大會議時，他抽空從大會堂來我家，叫我趕緊辦出國手續(xù)，萬萬不可耽誤。幸虧我當時還有去南部非洲津巴布韋參加非洲能源政策顧問的邀請。我很容易在津巴布韋大使館拿到去非洲的簽證，接著就經倫敦轉機，去了津巴布韋。在那兒辦完事，利用空隙時間去維多利亞大瀑布玩，接著就在哈拉雷（津巴布韋的首都）申請去澳大利亞的簽證。我國政府駐哈拉雷大使館的二秘仇伯華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認識澳大利亞駐哈拉雷的大使。他親自陪我去辦簽證申請，果然成功。于是我從哈拉雷坐飛機飛越印度洋來到澳大利亞的悉尼，途中在珀斯加油。再從悉尼轉機到布里斯班，昆士蘭大學的所在地。

昆士蘭大學的學術地位在澳大利亞不算最高，但是由于它有一定的歷史，科系完備，學生眾多，所以是一所有影響的大學。中國學生在此學習的不少。學校給我的任務是同時教兩門課，一門叫經濟學專題，一門叫經濟計劃。每門課一周一次，每次兩小時，所以任務很輕松。給我的工資是月薪合3000美元。交掉1000美元的稅，可剩下2000美元。但是中國政府派來的訪問學者月薪才450澳元（約合380美元），我兩星期的工資超過他們一個月工資的4倍，所以中國來的訪問學者都認為我是大闊佬。昆士蘭大學還放寒假，我借此機會去美國參加世界銀行召開的會議，假期的工資照發(fā)。此外在這半年多的時間里我還去了意大利、毛里求斯參加國際會議。學校鼓勵老師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活動，但經費都是會議召開方支付的。

我教的課是大學四年級的課。澳大利亞的大學學制是4年，但是3年就可以畢業(yè)。留校讀到四年級的都是準備讀研究生的學生。所以四年級等于是研究生的預備班。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博士學位，沒有在外國大學上過學，能在外國大學教西方經濟學，不但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到今天恐怕也是唯一的一個。我在國內有不少教書的經驗，在鐵道研究院時給研究生講過3年經濟學的課。后來又在北京經濟學院兼課，講數(shù)理經濟學，當時聽課的有張平等后來成為經濟學研究骨干的學生。所以講課我很有把握，但是用英語講課經驗不足，心里很害怕，生怕學生聽不懂。所以我花了幾倍的時間來備課，幾乎把每句話都寫出來了。

結果我的擔心是多余的，學生完全能夠聽懂。澳大利亞的大學老師最重要的考核是學生的評分。老師最怕學生打低分。學生對我的課的評價都說好。在我離開昆士蘭大學系主任給我的鑒定信中肯定了這一點。用英語教課并不難，難的是我不了解澳大利亞的經濟情況，所以不能結合當?shù)氐慕洕鷨栴}闡述經濟學。我的英語能力主要還是在上海交大培養(yǎng)出來的。那時候老師都用英語課本，做習題、考試都是用英語，有的老師就用英語講課。我在昆士蘭大學講課中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兒有一位從坦桑尼亞來的研究生，聽了我講中國經濟改革中遇到的種種問題，非常有感慨。他們國家也是走計劃經濟的道路，造成的問題跟中國的非常類似。但是中國走上了改革之路，而坦桑尼亞還沒有認識到計劃經濟的毛病。他認為我講的東西對他們非常有針對性。

澳大利亞的生活水平不及美國，富裕程度比美國低，但是生活環(huán)境好，自然風光好，工作輕松，競爭壓力不大。大學里每到周五下午圖書館就關門了。而美國哈佛大學的圖書館一年四季都開門，而且24小時不中斷，只有圣誕節(jié)放假一天。在澳大利亞經常會有罷工，我在墨爾本楊小凱那兒，有一次要坐公交車，不料罷工停業(yè)。我在站上傻等。幸虧碰到一位太太帶著她的小孩路過，主動捎我去了目的地。我對她感激不盡，只能反復說謝謝。布里斯班附近的黃金海岸是著名的旅游勝地。那兒有幾家賭場（澳大利亞不禁賭），我去過兩次。一次是別人請我去，一次是我請客，和曹陽、楊瑞龍一起去玩。我每次進賭場都是準備輸錢的，所以每次都玩得很高興。偶然也贏過一兩次，就更高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