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初從美國回國，當年夏秋之交，在瑞典的Bhagavan博士邀請我去非洲的博茨瓦納出席非洲能源政策國際會議，并請我為顧問專家，他們叫ResourcePerson。他們付我1500美元，請我在會上作一發(fā)言。我非常高興能有這樣的機會。從此以后我擔任這個職務7年之久，由于按國際標準支付報酬，這7年中我家的經(jīng)濟條件得到徹底改善。每次拿到工資，我都主動繳稅，成為西城區(qū)的納稅模范。這7年中我去了津巴布韋、萊索托、贊比亞、毛里求斯等地。值得一提的是在毛里求斯遇見在大同廠的好友周維城，他的哥哥在毛里求斯做工業(yè)，十分成功。他作為工程師去幫助他哥哥。后來他自己開廠，也有一定成績。最后退休回上海。第一次去博茨瓦納途經(jīng)津巴布韋，給我的印象非常好，經(jīng)濟很繁榮，社會組織良好。但是獨裁者穆加貝迷信革命，瓜分白人的土地給革命老戰(zhàn)士，破壞了市場經(jīng)濟，最后搞得一塌糊涂，成為全世界倒數(shù)第一的失敗國家。這個結果完全是人為的，是違背市場原則造成的。當今世界上還有好幾個類似的例子。我對此總結認為：追求公平永遠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犧牲了市場的效率，終究要失敗的。

我在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網(wǎng)做的顧問工作主要在煤炭方面，講供給和需求、價格、運輸、技術，特別是型煤技術。我用給我的津貼定做了一個型煤技術的科教片，送給幾個產(chǎn)煤的國家。我負責指導四五個當?shù)氐难芯咳藛T。一般來講他們的水平并不差，但是經(jīng)濟學方面知識不足，這對制定政策是很不利的。非洲國家的普遍問題是迷信計劃經(jīng)濟和國家干預。中國的經(jīng)驗對他們非常有用。在非洲的工作中進一步結識了ThomasJohansson，一位瑞典能源專家。他后來成為“中國環(huán)境和發(fā)展國際合作委員會能源組”的外方組長。中方組長是楊紀柯，我是成員之一。后來楊紀柯退下由我代任中方組長，再后任合作委員會各專業(yè)組的巡回大使，溝通各組的情況，并提出建議。

我一共去過近30個國家。它們是：英國、美國、加拿大、蘇聯(lián)、津巴布韋、博茨瓦納、贊比亞、毛里求斯、萊索托、肯尼亞、荷蘭、意大利、土耳其、澳大利亞、印度、德國、奧地利、挪威、瑞典、丹麥、法國、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巴西、泰國、日本、埃及、新西蘭。最后的4個國家是因旅游而去的，其他的國家都是因公而去。這些國家中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去蘇聯(lián)，去了莫斯科和彼得堡。那時候蘇聯(lián)還是計劃經(jīng)濟，計劃經(jīng)濟的毛病一覽無遺。那時中國已經(jīng)走出了這些誤區(qū)。蘇聯(lián)的價格制訂得非常不合理。面包、能源、書籍、公共交通等價格極低，但供應充沛，造成巨大浪費。而其他副食品、工藝品、衣著、電器嚴重供不應求，到處都能看到排長隊。服務態(tài)度蠻橫無理，官僚主義盛行，管理效率低下，辦事難，百姓受氣無處申訴，人與人經(jīng)常吵架。與中國不同的是排隊很有秩序，很自覺，衣著比較講究。

還有一次是1989年去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是聯(lián)合國理事會（UnitedNationsCouncil）請去討論環(huán)境問題。這個組織是由下臺了的首腦組成。會議的規(guī)格很高，但是沒有什么實際用處。我在會上提了一個建議，核廢料由國際組織處理，尋求地球上儲存核廢料最安全且成本最低的地方，作為廢料儲存地，以解決小國家儲存核廢料的困難，并有利于發(fā)展核能。現(xiàn)在的儲存技術足以保證幾萬年的安全。幾萬年后國界已經(jīng)不存在，現(xiàn)在考慮幾萬年后安全出問題時的國界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個建議得到與會者的一致同意，但是沒有下文。

1989年11月去德國的經(jīng)驗也值得一提。我去的目的地是聯(lián)邦德國，但是飛機票買的國航，只能飛民主德國。飛機到民主德國后再坐大巴去聯(lián)邦德國。大巴上有不少民主德國獲準去聯(lián)邦德國的居民。當大巴過了邊防檢查站后全車的民主德國人都起立歡呼，互相擁抱慶祝。原來在邊防檢查的時候他們每個人都神色緊張，但是一過檢查站氣氛完全變了。我本來不明白怎么回事。后來知道是因為他們投奔自由的愿望終于得以實現(xiàn)。

在聯(lián)邦德國的活動結束后又來到民主德國機場。不巧飛機出故障，要等3天才能飛。航空公司答應為我們支付補貼，標準也還不低，大家商量后多數(shù)人都同意了。于是我們就在機場旁邊的賓館里住下了。那時候正好是柏林墻要倒塌的當兒，我們每天看電視、聽消息。東柏林的民眾熱情高漲，反對政府的游行此起彼落。最后終于把柏林墻推倒了，不過那時候我們已經(jīng)離開民主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