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曼（Richard Bellman）的《實用動態(tài)規(guī)劃》（Applied Dynamic Programming）是我最喜歡的一本書，因為它用極其顯然的常識解釋了非常復雜的數學方程。如果一個動態(tài)過程包含若干個步驟，則最優(yōu)過程中所包含的每一段步驟都必須是最優(yōu)的?；蛘哒f，全過程的最優(yōu)化是由每一段到終點的最優(yōu)過程所組成。他用這個原理推導出了變分法中的歐拉方程。我雖然懂得如何推導歐拉方程，但是并不懂得歐拉方程到底是什么意思，它能不能用普通的常識來解釋。貝爾曼的成功給我的啟示是，如果你真正懂得一個數學方程，你應該能夠將它用通俗的語言作出解釋。不但數學方程如此，任何一個理論都應如此。愛因斯坦曾經說過，真理是簡單的。相對論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受到貝爾曼的這一啟示，我同樣用普通常識解釋了微積分中解條件極值的拉氏乘數法（Lagrange Multiplier），這就是擇優(yōu)分配原理。條件極值問題可以視為將有限的資源一點一點地分配給效益最好的項目，結果使每個項目的邊際收益都相等。把這一原理應用到資金分配時，可以得出資金的邊際收益均等，這是資金最優(yōu)分配的結果。馬克思所說的資金平均利潤率均等實際上應該是邊際利潤率均等，因為當時邊際概念還沒有普及，馬克思并不懂邊際分析。擇優(yōu)分配原理的發(fā)現是我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成就。它是我在大學打下的基礎，以后繼續(xù)學習的結果。

大學畢業(yè)后，我自己十分重視學習。那時候沒有人指導，自己瞎摸，天文地理無所不學?，F在看起來，大部分的閱讀都是浪費時間。但是有一本蘇聯翻譯過來關于心理學的教科書給我的幫助很大。我認為中學學一點心理學是很有用的。1955年調到了鐵道科學研究院，做研究工作，需要更多的知識。從那以后我堅持自己學習，至今不斷。我看的書中以數學方面的書最多。我在鐵道研究院圖書館借的第一本書是OperationalResearch（現在叫運籌學，那時候中國還很少有人學這門科學，所以名字還沒有確定）。另外還學了空氣動力學、計算機（我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開始用計算機了，用于給試驗數據加工分析）、燃氣輪機，還學了俄文，都是很難啃的學問。近來看的書都跟經濟學有關，特別是自己感覺歷史方面的知識太缺乏，看了不少歷史書。但是因為年齡關系，看了也記不住。鐵道科學研究院有很好的學習環(huán)境，給研究人員提供系統(tǒng)的課程。我聽數學課至少有4年。但是因為沒有人指導，有些課費了很大的勁，可是沒有用處，像復變函數輪、向量分析、數值計算，以后從來沒用過。該學的數學反倒沒有學，像泛函分析、拓撲學。我的數學基礎對后來推導擇優(yōu)分配原理和變分法中的歐拉方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后有機會去了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在哈佛大學我聽了三四門課，但是沒學到新東西，因為大部分的課我都能講。只有一門講稅務的課，覺得有收獲。那時候國內還沒有稅的觀念。在國外我的主要收獲是了解國際上的學術動態(tài)，結交了不少大學者，特別是如何將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結合起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出版物是我特別喜歡看的書。像FinanceandDevelopment雜志一直看了20多年，至今未斷。

1990年我應聘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為客座高級講師。這是公開招聘競爭上崗的。我能夠獲得這個職位跟我認識他們經濟系的主任ClemTisdell有關。我們一起在加拿大開會認識，他知道我的經濟學底子。在澳大利亞教書更需要看書、看雜志，跟上時代的發(fā)展。我給學生寫的教材包括當時雜志上最新的內容，包括林毅夫在CatoJournal上新發(fā)表的文章。

多年前的大學生活逐漸在我的記憶中消失了。但是在大學時代積累起來的知識和培養(yǎng)的思想方法卻永遠留在我的腦海中，成為我自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