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母親

如果說曾外祖父與兩個外祖父給吳敬璉帶來的，更多的是思想理念、精神氣質(zhì)上間接的傳承，那么，吳敬璉的母親鄧季惺、生父吳竹似，以及繼父陳銘德，則在血緣或意志上給予其直接影響。

前者分別從實業(yè)振興、政治改良的角度，探索國強民富的道路。他們所處的時代，還是一個舊體系尚未解體、新思想還未盛行的時代，因而不自覺地將國家富強的希望，寄托在“廟堂之高”。

而吳敬璉父母所處的時代，已經(jīng)是個舊體系完全崩潰，新文化、新理念被廣泛傳播的時代，人們所嘗試的，是以教育與大眾傳播的方式，啟迪民智，維護民權，保障民生，情系于“江湖之遠”。

無論是祖輩寄望勸引“廟堂之高”強國富民，還是父母尋思普惠“江湖之遠”振國興邦，先知們的報國情懷，都對吳敬璉的一生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獨立新青年

鄧季惺出生于1907年，是位個性非常強的新時代女性。

1988年后，當她駕鶴西去，已是中國經(jīng)濟學界泰斗的吳敬璉在追思母親時，總結了母親一生的三個基本追求：一是謀求婦女解放；二是爭取民族富強；三是向往民主法治。

兒子眼里的母親，具有向著自己樹立的目標不斷進取的堅強毅力，在處理家庭生活和經(jīng)濟問題時，則精于運籌和克勤克儉。①

而這一切，又與她所處的時代背景與家族環(huán)境，有著莫大的關聯(lián)。

吳敬璉的外祖母吳婉，是位頗為開通的知識女性，她在兄長的影響下讀了不少新文化書籍，認定女子要想擺脫受壓迫的宿命，就必須有智識。為實踐自己的主張，吳婉進了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學習，并曾在20世紀初創(chuàng)辦過重慶第一所女子學堂。

吳敬璉的外公鄧孝然雖見過世面，但認為女孩子只需在家念私塾，能識文斷字足矣，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兒到外面上學讀書。

不過，鄧季惺14歲這年，知書達理的吳婉趁丈夫外出之際，讓女兒報考學校。鄧季惺成功考取了重慶省立第二女子師范學校，從此自在翱翔。

在第二女子師范學校讀書期間，盧作孚、惲代英、張聞天、蕭楚女都曾教過鄧季惺。

蕭楚女所教的國文課從不讓學生啃書本，這種培養(yǎng)學生獨立思考分析能力的做法，獲得像鄧季惺這樣追求進步的女學生們的認同，以至于當學校要解聘蕭老師時，她們還舉行過集體抗議。

在這里，鄧季惺與同學廖蘇華（新中國成立后任重慶市委書記）、李伯釗（后為楊尚昆夫人）、學生自治會主席鐘復光（后為少共第一任書記施存統(tǒng)夫人、音樂家施光南的母親）結拜為姐妹。在科學與民主觀念的洗禮下，她們將追求進步思想、女子解放當做共同理想。①

作為那個年代少有的接受資產(chǎn)階級民主思想的女性，她篤信憑借自身力量足以改造社會。1923年初，帶著理想，她與吳淑英等同學相約南京，一同進了南京暨南大學附中女生部三年級。

此時，吳淑英的弟弟吳念椿在金陵中學就讀。暑假里，鄧季惺和吳淑英經(jīng)常去離兩所學校都很近的鼓樓茶座乘涼，吳念椿也不時來喝茶。于是，鄧季惺與吳念椿便熟識起來。

吳念椿敏而好學，很小的時候，祖父就教他念四書五經(jīng)，逐漸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底子。他的先輩是江蘇武進望族，祖父吳志云于太平天國年間離家，輾轉入川；其父吳以木曾任職于重慶海關，后興辦實業(yè)，創(chuàng)設江合煤炭公司，于民國2年（1913）在上海病故。喪父的吳念椿與姐姐吳淑英，不得不跟著母親回了常州，隨后又被祖父接到四川。

由于深受新文化運動影響，吳念椿在少年時代就表現(xiàn)得非常前衛(wèi)與上進。

日后成為新儒學代表人物的國學大師唐君毅，在他為1963年的《四川文獻》所寫的文章里回憶：在他和吳念椿十五六歲的那個年代，時尚的思想潮流“是崇尚進步與進化，提倡個人之自由權利，主張人生應追求幸福，滿足欲望，因而要打倒中國舊文化與孔家店”，吳念椿當時“在學問與思想，亦力求趕上時代潮流”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