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作為一個小讀者，后來在出版社工作，一直想見到久所敬仰的夏衍先生，抗戰(zhàn)期間在重慶、桂林，勝利以后到上海都沒有機會。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我調到軍管會新聞出版處工作，夏公是軍管會文教接管委員會副主任（主任陳毅），仍然未能如愿，因為八月我又調離上海到北京工作。

到五十年代，因電影《武訓傳》，夏公挨批，調到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長，人民出版社歸文化部管，這才見到夏公，只是在開會的時候，卻沒有單獨接觸的機會。

“文革”以后，出版局接待香港三聯(lián)書店職工，請夏公接見。早在三十年代，夏公就是生活書店的老朋友，他看到我也在場，問我：“你怎么摻乎到三聯(lián)來了？”他不知道出版局給了我一個“三聯(lián)書店總經理”的頭銜，專門用來接待海外朋友，在有需要的時候，我就戴上這個紙冠出場。

打這以后，見夏公的機會多起來，他知道“三聯(lián)”的事可以找我。他離休以后，雖然每天都有來客，倒有時間跟我談談。有一天，夏公親自打電話告訴我，隨時可以去見他，“不必通過‘姑奶奶’”，盛情可感?！肮媚棠獭?，夏公女兒沈寧的昵稱也。沈寧侍奉夏公，日常多由她安排夏公的活動，沈寧出于愛心，夏公卻嫌她管得太嚴。當然，不宜過多打擾夏公，影響老人休息，我還是通過沈寧，約定時間才去。

夏公窗臺上床上總放著書報雜志，看書比較吃力，得用放大鏡，看了用紅藍鉛筆在書上畫了許多道道。八九十歲高齡，思路清晰，幾十年的舊事，談起來一清二楚，甚至某個細節(jié)，時間地點。外面的情況，國際國內，文壇或者社會，知道得很多，而且分析評論。有時還說得很風趣，郁風說她平生最得意的，是個子長得比苗子高，夏公說：“此風不可長?！彪S手拈來就是。

夏公非常關心出版工作，我向他請教，得益甚多，他也常常指點。帶新書好書給他，十分高興。他提醒我，要給某某、某某作家出書，不要讓讀者忘記他們；李一氓三十年代在上海寫過不少文章，要收集出版；葉靈鳳死在海外，留下來的作品可以整理出版。他告訴我，曹聚仁是個自由主義者，獨來獨往，但是學術淵博而深厚，“比我們強得多”，始終愛國，“骨頭是硬的，當得起晚節(jié)可風的贊譽”。

他認為，團結作家，尊重作家，才能辦得好出版社。他笑著對我說：“你哪里是辦出版社，我看你是交朋友?！蔽艺f：“交朋友是為了出好書，只是我都做得不夠。”

有一回，他收到我送去的一本新書，寫來一信：

手札及贈書，均收到，謝謝。給羅孚出了書，是一件好事，在大轉折大動蕩時期，歷史常常會捉弄人，有時甚至是很殘酷的，我所認識的朋友中，這樣蒙受過折磨的人不少，對他們給以友情的慰藉，發(fā)揮他們的余熱，應該說是“古道可風”，甚佩。羅孚回京后，可請他來舍（下）一談，當然，我并不想了解這件事的底細。嚴寒已至，望多多珍攝。

是的，要團結作家，何況乎有才能的人，誤被歷史“捉弄”蒙受折磨的人。就這樣，我們做了一點工作，微不足道，夏公立即給予熱情的鼓勵。夏公關心人，愛護人，不忘做過好事，哪怕是一點點好事的朋友，在有困難的時候伸出援助之手，不是一件兩件，夏公才真的“古道可風”！

我們在工作中有所疏忽，出了紕漏，夏公會提出意見，乃至批評。夏公有一封給三聯(lián)書店的信，措辭之嚴厲，是我從未見過的：

來信及“合同”均收到，這是我六十年來第一次看到的不平等條約，等于賣身契，我不愿簽字，聽憑處理可也。合同一份退上，另一份立此存照。

盡管我已經退休，夏公說“此事與你無干”，但這本書是經我的手出版的，沒有交代清楚，處理不當，怎么能說與我無干？出版合同應當跟作者商量，切忌一紙通知簡單處理。后來知道，有此意見的還有好幾位作者。由于夏公當頭棒喝，出版社才知道錯了，趕快改正補救。正因為夏公一向關心“三聯(lián)”，把“三聯(lián)”看作自己人，才如此坦直，毫不客氣。忠言逆耳，良藥苦口，像夏公這樣的，能有幾人？如今夏公走了，再也聽不到他的批評，痛哉！

公已無言，遺教尚在。我想，我的年輕同事會記住夏公的鼓勵與批評，學會謹慎謙虛，兢兢業(yè)業(yè)做好出版工作。作為一個退休老人，在此我懇切寄以希望。

“五四”七十六周年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