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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黃永勝被任命為14兵團副司令員，之后為13兵團副司令員、司令員，15兵團司令員兼廣東軍區(qū)副司令員，華南軍區(qū)副司令員，中南軍區(qū)參謀長、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55年2月，中南軍區(qū)改稱廣州軍區(qū)，黃永勝任司令員，直至1969年7月。

“文化大革命”中，對黃永勝震動最大的事情之一，是陶鑄被打倒。

陶鑄原是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這時是華南局書記、廣州軍區(qū)政委，住在軍區(qū)大院。兩家比鄰而居，中間院墻開個柵欄小門，常來常往。陶鑄年長兩歲，參加革命也早些，黃永勝對他很尊敬。陶鑄主要精力在地方，政委只是兼職。軍區(qū)重要工作，黃永勝都要求軍區(qū)機關向陶鑄報告，重要會議請?zhí)砧T到會。作為地方黨委一把手，陶鑄對軍區(qū)工作大力支持。黃永勝常講：有陶政委這個班長掌舵，工作好做，放心。

陶鑄是1966年5月調中央工作的，仍兼任廣州軍區(qū)第一政委。8月，陶鑄當選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后。1967年1月4日，江青、陳伯達、康生在接見群眾組織代表時，突然宣布陶鑄到中央后沒有執(zhí)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zhí)行者”。一夜之間，陶鑄淪為“中國最大的?；逝伞?，由“紅桃四”變成“黑桃三”（即劉少奇、鄧小平、陶鑄）。

黃永勝目瞪口呆。

這也是兩年半后，他不愿進京履職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7年1月，毛澤東一聲令下，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3月15日，根據(jù)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命令，廣州軍區(qū)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黃永勝為軍管會主任，對廣東省實行軍管。

4月14日，周恩來為處理春季交易會問題來到廣州，用3個晚上25小時，同廣州兩派群眾組織代表200多人座談，了解廣州的“文化大革命”情況。

據(jù)說，周恩來高超的革命斗爭藝術，給黃永勝留下深刻印象。

這期間最使黃永勝震驚的，是武漢的“7·20”事件。武漢軍區(qū)司令員陳再道奉召進京，造反派得知他住在京西賓館，強行沖入，在樓內到處搜抓。當時黃永勝就在京西賓館，還有中央文革為聲援武漢“造反派”組織的百萬人大會的瘋狂場面，都不能不使他感到下一個“7·20”事件會發(fā)生在哪里。

8月10日，中央發(fā)出《關于湖南問題的若干決定》，湖南省軍區(qū)因為不支持“造反派”的打砸搶燒殺行為而被改組，幾位領導人被“造反派”抓去批斗、關押。湖南省軍區(qū)是廣州軍區(qū)下屬單位，廣州軍區(qū)能沒有責任嗎？

他知道，信手拈來的任何一件什么東西，都可能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些人勸他：別上火，沒事兒，你是林彪的老部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在黃永勝的老領導中，對他影響最大的莫過于林彪、羅榮桓了。對于林彪的治軍之道和指揮藝術，黃永勝佩服得五體投地?？闪直氲墓缕愿瘢屗械骄兄?，有些難接近。每次進京，倘非召見，很少登門，有事求見，也要預先聯(lián)系。而對羅榮桓，除崇敬外，又多幾分親情，幾乎進京必去。羅帥跟他談工作，嘮家常，對于他的毛病也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他領會老領導的苦心。羅帥到湖南考察，順便回家鄉(xiāng)探望，他全程陪同。1963年12月16日，羅帥去世，在北京舉行葬禮的同時，廣州軍區(qū)也在軍區(qū)禮堂舉行了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給人印象最深刻的追悼會。

1968年3月23日，黃永勝突然接到緊急通知，要他去北京“受領任務”。當天深夜，乘北京來的軍用專機進京。

24日晚，駐京軍事機關、部隊團以上干部近萬人，齊集人民大會堂。待到21時30分，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軍委辦事組成員，揮動《毛主席語錄》，依次走上主席臺。明眼人立刻發(fā)現(xiàn)沒了軍委辦事組組長、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卻出現(xiàn)了身材高大、一些人并不熟悉的黃永勝，就聽到有人情不自禁地道：這人是誰呀？

林彪主持會議，并作報告。開口就講楊成武和空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wèi)戌區(qū)司令員傅崇碧出了問題，宣布經毛澤東批準的對楊、余、傅的處理決定，和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任副總參謀長的溫玉成兼任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的決定。然后，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依次講話，揭發(fā)批判楊、余、傅。這就是當時的“楊余傅”事件。會議進行4個小時，將結束時毛澤東親臨會場，接見與會人員，讓人感覺是一錘定音了。

黃永勝什么感覺、滋味兒？

有人說，黃永勝接到緊急通知，要他去北京“受領任務”，他以為是有重要軍事行動，立即要作戰(zhàn)部門為他準備了有關資料。當時珍寶島已經打了起來，中蘇邊境局勢吃緊，越南戰(zhàn)爭不用說了，東南沿海也不平靜，廣州軍區(qū)護衛(wèi)祖國的南大門。他曾經說過，現(xiàn)在全國亂成這個樣子，萬一敵人再進來搞一家伙，可怎么得了呀？

24日上午，黃永勝奉命去中南海開會時，才得知黨內又出現(xiàn)“階級斗爭中間新的情況”，出了“新的二月逆流”。

關于“楊余傅事件”，有人已經并將繼續(xù)寫出真相。而似乎與此無關的黃永勝，是在林彪宣布決定的那一刻，才知道自己已經成了京官嗎？

從大區(qū)司令員到總參謀長，他沒有權欲嗎？陶鑄被打倒，他想到了自己的命運，與他私交挺好的楊成武被他取代，又能讓他想到什么？“三家村”，“四家店”，他已經看得太多了，特別是走馬燈樣倒來換去的京官。此時與此前此后，他曾認為林彪這棵大樹底下好乘涼，期求林彪的庇護嗎？那么陶鑄呢？他當然清楚陶鑄與林彪的關系。

之后，黃永勝陸續(xù)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辦事組組長。

青云直上。

1971年“9·13”事件后，就一下子摔了下來。

1981年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認定黃永勝為林彪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判處有期徒刑18年。不久即監(jiān)外執(zh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