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諸暨到杭州，100年前的水路行船約摸需要一天一夜，陸路步行，翻山越嶺，也許得兩三天。何燮侯坐一程船，走一段路，斷斷續(xù)續(xù)的，雖說此行是急著去杭州考學，竟不怎么在意把時間耗費在途中。這個第一次出遠門的18歲少年，深懷著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就像他后來的校友陳獨秀，也是在那一年從安慶去南京赴江南鄉(xiāng)試，船走得快慢倒無所謂，一路上就是想開開眼界。陳獨秀是7月離家的，何夑侯要早幾個月；陳獨秀鄉(xiāng)試落了榜，但旅途的見聞卻促使他于是年歲末寫成了一篇《揚子江形勢論略》，何燮侯則在杭州通過了求是書院總辦林啟的面試，成了首屆學生。

陳獨秀去南京前，已在家鄉(xiāng)考取了秀才；何燮侯在杭州見到林啟時，還沒有什么功名可言。按照求是書院的規(guī)定，凡投考者，一需地方紳士舉薦，二是起碼具備秀才以上資格，何燮侯，當時還叫何燏時，卻兩條都不符合。面試過程中林啟是怎么相中何燮侯的，無從妄測，但何的父親何頌華，卻是個飽覽經(jīng)史的著名書法家，與吳昌碩、尹秉綬等交好甚篤，曾流寓杭州西泠印社，想來林啟也是知道一些的。這當然并不能構(gòu)成其子何燮侯被求是書院錄取的主要因素，關(guān)鍵在于何父也是個教育家，在諸暨楓橋創(chuàng)辦過紫景書院，對長子何燮侯的教育與林啟的教育思想，頗多相近。這一點林啟能夠從何燮侯的答題中明顯感知，同時，何燮侯所以來杭投考求是書院，也正是因其父崇尚新學而力促。

不管怎么說，總之何燮侯是考上了，而且還可以推測，在林啟對何的這場面試中，彼此都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何對林敬重有加，林對何期待如許。何燮侯在書院開辦的當年入學，一年后，林啟從書院挑選成績優(yōu)異者赴日本留學，何名列其中，是年齡最小的一個。及至1906年，何燮侯學成回國時，林啟已去世數(shù)年，何感念其知遇之恩，為在孤山西麓建林社設(shè)祭一事，乃竭力倡議、四方奔走者之主導，情深無可比擬。

何燮侯在求是書院僅讀了一年。這一年中他的勤于學業(yè)是不言而喻的，雖然總辦林啟只在每月16日到書院課學，但講授的是西方學科，其思想、學識及風范對于何燮侯，影響是巨大的。到了日本后，他先是進預備學校學習日語，后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進而考上了日本著名的帝國大學，前后8年，帶著一個工科的學士學位于1906年回國時，未進家門，就先趕去求是書院，方知學校已改名為浙江高等學堂，林啟也已經(jīng)于1900年4月病逝。因為學的是工科，何燮侯被派到了浙江省礦務(wù)局，擔任一個叫做“技正”的職務(wù)，顧名思義，做的大約是專業(yè)技術(shù)類的工作，但時間不長，從春到冬，也只一年左右。

在求是書院首屆學生中，就教育層面而言，何燮侯也許可以稱得上是林啟的傳承者。但作為教育家，他真正從事教育工作的時間，其實并不長，僅1907年至1916年的7年，從京師大學堂到國立北京大學這一階段。時間雖然短，卻是何一生中最重要的經(jīng)歷。在浙江省礦務(wù)局工作一年后，何燮侯調(diào)往北京，任學部專門司主事，兼京師大學堂教習。朝廷的任用，顯然不只是給何燮侯一個在學堂里兼兼課的小京官，事實上他在這個位置上過渡了一下，很快又以員外郎的身份，被再度派赴日本，這回是去考察大學制度，兼及籌劃圖書設(shè)備和建筑等事宜，數(shù)月后歸國，即就任京師大學堂工科監(jiān)督，相當于現(xiàn)在的工學院院長，而且連新校舍的籌建主任，也一并兼了。

盡管名義上只是工科監(jiān)督，但因為新校舍的總體建筑，涉及京師大學堂的整個布局，所以何燮侯實際上是主持了全校事務(wù)。在這一點上，他幾乎等同于當年林啟籌辦求是書院。林啟改普慈寺建筑為校舍時的精打細算，以及在書院學科上的苦心設(shè)計，無疑給了何燮侯重要啟迪和得以開創(chuàng)新空間的思路，加之他性格剛毅，處世果決，在3年的時間里，不僅使地處德勝門外的京師大學堂新校舍如期落成。到1910年初，體現(xiàn)現(xiàn)代大學規(guī)模的經(jīng)、法、文、理、工、農(nóng)、商等學科也在京師大學堂正式設(shè)立。這一年，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新思想、新勢力風起云涌、摧枯拉朽，大清帝國如西邊的太陽，很快就要落山了。

這一年，陳獨秀在杭州，任教于陸軍小學。陸軍小學是由清政府詔命在全國18省和北京統(tǒng)一設(shè)立的一種半軍事化學校，旨在培訓陸軍預備生，讀滿3年即可升入武昌陸軍預備學校。杭州，或者說浙江的陸軍小學開辦于1908年，正好是光緒末年，陳獨秀好友沈尹默的《我和陳獨秀》文中有“光緒末葉陳獨秀（那時名仲甫）從東北到杭州陸軍小學教書”之說，因此陳是在學校開辦之初就來此執(zhí)教的。陳獨秀是應(yīng)何人所邀，不得而知，但有一點頗具意味，因所有陸軍小學均直轄各省督練公所兵備處，故杭州的陸軍小學，就設(shè)于早先的武備學堂舊址，也是在城東的蒲場巷，與求是書院毗鄰。

陳獨秀會不會是因此而來的呢？任教期間，又會不會時常盤桓于已經(jīng)改稱浙江高等學堂的求是書院？畢竟他也在這里讀過書，因書法而戲劇性與其結(jié)緣的沈尹默，則在這里教過一段時間的書。其時陳獨秀30歲，距離創(chuàng)辦《新青年》雜志、出任北京大學教授，還有五六年時間，參與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成為中共早期領(lǐng)袖，更是還有十幾年。相比后來的叱咤風云，他那時還顯得比較沉默，閑來除去寄情西湖山水，便是每天寫幾張《說文》上的篆字，或者根據(jù)《鐵云藏龜》研究一點甲骨文。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陳獨秀是能感覺到的，但真正使其精神為之一振的，還是辛亥年間爆發(fā)的武昌首義。之后陳獨秀離杭返鄉(xiāng)，去安徽省做了都督府秘書長。陳獨秀從杭州邁向了他最輝煌的時期。

晚清時期的杭州是個藏龍臥虎之地，也是諸多革命黨人和思想文化名流頻繁往來之地。繼天津北洋大學堂和上海南洋公學之后，杭州求是書院作為第三所中西大學堂，開辦初始便備受關(guān)注是可想而知的，來此求學應(yīng)該是當時具有進步思想的青年所熱衷的選擇。陳獨秀在安徽，乃浙江近鄰，交通和地域文化上的便利與趨同，使人相信南京鄉(xiāng)試落榜后，陳在時間上是有可能轉(zhuǎn)道杭州，進入求是書院就讀的，哪怕只是很短的一段日子。

如果真是這樣，陳獨秀便應(yīng)是求是一期的學生了。但更多資料顯示的，卻又是將其歸于求是二期的，也就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入學。當然也還有另外的一種觀點認為，從相關(guān)的一些資料看，陳獨秀在這兩年里的經(jīng)歷，缺乏就讀求是書院的可靠依據(jù)，進而否定陳獨秀曾經(jīng)是求是書院學生的說法。

但是在這一節(jié)里，我還是愿意取多數(shù)意見，即陳獨秀是求是書院二期學生的那一說。在林啟生前任總辦的3年里，求是書院招收的學生已然過百，這些100多年前的莘莘學子，不會還有活到今天的了，誰與誰曾為同窗，誰與誰在書院說過些什么，做過些什么，也很難尋覓到哪怕是雪泥鴻爪了，然而卻正是有過他們曾經(jīng)的存在，求是書院在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史上，留下了燦爛的一頁。既然絕大多數(shù)的人都了無痕跡了，那么只要有誰哪怕尚存一絲信息，也應(yīng)該加以記載，以利于對這所求是書院的追根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