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即使當時的環(huán)境，傅雷那種脾氣也是很難入世的，正是基于對自己的認識，傅雷自此之后便一頭鉆入書齋，以翻譯謀生，盡量避免與現(xiàn)實發(fā)生關系。據(jù)楊絳回憶，新中國成立后，吳晗曾通過錢鐘書想請傅雷去清華教法語，但傅雷只愿教美術(shù)史，而當時清華并不開這門課，于是只能作罷。不知道是不是曲意推托？

新中國成立之初，社會上彌漫的理想主義與傅雷性格中對至善至美的追求無疑是吻合的。他開始活躍起來，到農(nóng)村、礦山、水庫調(diào)查研究，熱情洋溢地撰寫調(diào)查報告，即便是廁所、除四害等問題，也一一提出自己的建議和看法。譬如看到一個村莊里有4個人在管理150頭豬，通過嚴謹?shù)挠^察，提出了只需要3個飼養(yǎng)員的建議。因為根據(jù)他的方法，3個人就可以養(yǎng)200頭豬。

1955年，有關領導希望聽取傅雷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意見。傅雷的認真勁兒讓他專門找人一起來討論，然后整理成《關于高級知識分子的幾個問題》、《關于高級知識分子的幾個問題的補充材料》等報告。繼而在1956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空氣中，更撰寫了關于各種問題的12篇文章，發(fā)表于《文匯報》。這樣“反右”一來，他首當其沖。當時主管上海文藝工作的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還是了解傅雷的，很為他的耿直擔心。委托柯靈深夜造訪，要他“做個檢討、以免戴‘右派’帽子”，但傅不為所動，拒絕在為他準備好的檢討上簽名，認為“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我無法做那樣的‘深刻檢查’！”結(jié)局可想而知——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當時傅雷就想以死來保衛(wèi)自己人格的尊嚴，之所以沒走這一步，是考慮到小兒子傅敏還在念書。

更大的打擊還在于，由于父親的問題，當時正在波蘭留學的傅聰被要求提前回國，他在并不十分明白發(fā)生了什么卻感到某種威脅的情況下斷然“叛逃”——去了英國。

10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間，傅雷最終還是自己了斷此生，就與此有關。

因為沒有“單位”，開始倒也沒人來折騰他，但1966年8月30日那天，來了一幫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長達4天3夜的抄家和批斗后，9月2日夜里，傅雷和夫人從土布被單上撕下兩根布條，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們在地上鋪了棉胎，然后放上方凳，以免把方凳踢倒時發(fā)出聲響驚醒鄰居。在給妻兄的遺書中，傅雷寫道：“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jīng)死有余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

可以想象他靈魂的悲苦。最重人格尊嚴卻已沒有人格尊嚴可言，只有一死了之。

縱觀傅雷一生，當初在上海美專時就因為誤解而受到學生圍攻（那是1931年11月下旬，學生會向時任教務主任的傅雷提出要求，上午可以繼續(xù)上課，下午則應安排他們到街上去從事抗日宣傳活動。傅雷表示同意，但又說，抗日不應該荒廢學業(yè)，原先下午的美學和美術(shù)史課程，要在晚間補上。下午2點多，傅雷正在講課，學生會主席成家和，骨干趙丹、楊志榮等人就匆匆闖進教室，責問傅雷：“學生會的鐘聲已敲了一會兒了，你怎么還在講課？應該立即停講，讓同學們到操場上去集合?！备道渍f：“今天下午提前上課，再有20分鐘就講完了，不會耽誤大家上街活動的。希望不要干擾?！背杉液?、趙丹等有些不耐煩，和傅雷爭執(zhí)起來，有同學甚至動了拳頭）。而置他于死地的抄家與批斗則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所為。

前后相隔35年，其中是否有某種宿命？

假設當年傅雷在國立藝專待下來，以他決絕的性格，恐怕也很難避免與學生發(fā)生更大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