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們仍然認為“新儒美學”這個命題具時代的意義。何以言之？因為近百年來，中國文化衰微了，儒家之教散塌了，中國人的文化教養(yǎng)已大大地不如往昔了。我們從日常生活的言行舉止、儀節(jié)禮貌，以及生活環(huán)境的整潔，守法守分的生活態(tài)度，就可以看出現(xiàn)代中國人的表現(xiàn)，已經不足以和日本人韓國人相比了。記得12年前，我在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作訪問研究，某日，看到一間大百貨公司陳列的瓷器，無論造型、圖案、色調，中國貨都比不過日本貨；瓷器乃是中國的招牌，竟然也被人家比下去了。那時節(jié)，我這個“江西人”按，江西景德鎮(zhèn)之瓷器，自北宋以來，千年享譽不衰。我原籍江西，所以對瓷器的感受特別強烈。心里的窩囊慌張，實在難以言喻。當然，你可以說中國瓷器的精品，仍可勝過日本瓷，但少數(shù)精品以外的一般貨物為什么不知加以改進以求精美呢？這表示當代的中國人已然失去了美學方面的理解和感受，也失落了美學方面的教化功能。這就是我之所以對金泰昌教授提出“新儒美學”感觸特深的緣故。

今后的中國文明，無論表現(xiàn)分別說的“真”、“善”、“美”，或表現(xiàn)合一說的“真善美”，總要在“理念”、“生活”、“器物”這三個層次上都能表現(xiàn)美、成就美。而儒家的德教也應“充實而有光輝”以達到“即真、即善、即美”的理想之境。而依于陽明的知行思想，這不只原則地可能，而且也事實地可能。我們向往文明之美與生活之美，愿與天下人共勉之。

出席日本京都“國際陽明學會議”（1997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