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章 明治維新(1)

菊與刀 作者:(美)魯思·本尼迪克特


無論在家庭生活還是政治領域,日本人都有嚴格的等級劃分。只有這樣,日本人才會感到安全。所以很大程度上,雖然明治維新是反對封建舊制的,但它最終能夠成功是利用了日本民眾對封建等級制的無條件遵從。

“保衛(wèi)天皇、驅逐蠻夷”口號的提出宣告了近代日本的到來。此口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護日本免遭外國侵略,使日本恢復到十世紀的黃金時代,實行天皇和將軍的“雙重統(tǒng)治”。其中,京都的天皇朝廷最反動、最極端。在支持?;蕜萘Φ娜丝磥恚;逝傻膭倮壕褪且雇鈬耸艿角?,并最終把他們趕出去;就是要重新恢復日本的傳統(tǒng)生活方式;就是要剝奪“改革派”在一切國內外事務上的發(fā)言權。其中,強大的大名成了倒幕派的先鋒,他們試圖通過“王政復古”的方式來取代德川氏家族在日本的統(tǒng)治。農(nóng)民們希望能多留一點自己的收成,但他們卻討厭“變革”。武士們既想繼續(xù)享有俸祿,又希望能揮刀上陣、建立功勛。而那些在財政上支持復辟勢力的商人們,雖然希望國家能推行重商主義,但他們骨子里卻從未責難過封建制度。

1868年,由于倒幕運動和復辟勢力的勝利,日本結束了它“雙重統(tǒng)治”的年代。當時,很多西方人都認為勝利者將推行一種極為保守的孤立主義政策,然而,新政府從一開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它就廢除了大名在各藩征稅的權力。另外,在審批土地使用權這個問題上,原來的政策是“四公六民”,即農(nóng)民要把收成中的4份交給大名①,而現(xiàn)在這個“四成”由政府來提取。作為補償,政府給每個大名發(fā)放相當其正常收入一半左右的俸祿,同時,還免去他們應交給政府的用于供養(yǎng)武士和公共建設的費用。武士和大名一樣,靠從政府領取俸祿維生。隨后的五年內,新政府又逐步從法律上明文規(guī)定不能由于階層間的不同就產(chǎn)生特權思想,并廢除了關于不同階層人的著裝規(guī)定等等,甚至下令“散發(fā)”②。賤民被解放了。禁止土地轉讓的法令被廢除了。各藩間的關卡被解除了,佛教的國教地位也被取消了。到1876年,政府又把大名及武士的俸祿都折合成貸款一次性發(fā)放,還款期限從五年到十五年不等。貸款的數(shù)額則按每個人在德川時代所領取的固定俸祿額而定。在新的非封建的經(jīng)濟中,這筆錢足夠讓他們開個小公司了。在德川時代,商人、金融巨頭和封建土地貴族的聯(lián)合就已經(jīng)很明顯了,現(xiàn)在的這些措施只不過試圖預防這種現(xiàn)象的最后一招罷了。

在剛開始,明治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激烈的改革措施并沒有得到大家的擁護。與這些措施比起來,當時的老百姓可能對1871年至1873年的侵朝戰(zhàn)爭更為關心。明治政府不僅從未動搖自己的改革方案,而且還徹底否決了侵略朝鮮的計劃。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施政方針與絕大多數(shù)為建立明治政府的初衷發(fā)生了強烈的沖突和對立。到1877年,這些矛盾竟演變成了西鄉(xiāng)隆盛領導的一場大規(guī)模的反政府叛亂。他的軍隊是前封建年代?;逝伤性竿罴械捏w現(xiàn),而明治政府卻在復古后的第一年就背叛了這種愿望。隨后,政府又利用招募來的一支平民義勇軍擊敗了西鄉(xiāng)隆盛叛亂的武士。雖然叛亂最終被平息,但它本身就說明了日本民眾對當時政府所實行的改革政策是何等的不滿。

在農(nóng)民中也存在著對新政府強烈的不滿。1868年到1878年明治統(tǒng)治的頭十年之間,日本至少暴發(fā)了190多起農(nóng)民起義。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開始逐步減輕壓在農(nóng)民身上的重稅。所以,也難怪農(nóng)民們感到新政府太忽視他們了。另外,農(nóng)民們還對許多問題表示極為不滿,包括建立學校、征兵制度、丈量土地方案、遣散方案、給賤民以平等待遇問題、官方限制佛教問題、改用陽歷問題,以及其他許多欲改變他們早已習慣的生活方式的努力。

那么,是什么導致政府采取如此激烈的變革,以至成為眾矢之的呢?最重要的恐怕要數(shù)日本那種獨一無二的下層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聯(lián)盟”,這種聯(lián)盟即使在封建時代也有滋生的土壤。這些商人曾都是大名雇傭的心腹,親自經(jīng)營和管理過各藩的壟斷企業(yè),如礦山、紡織、造紙等,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政治斗爭的技巧得到了磨練并逐漸成熟。然后,這些商人紛紛購買了武士身份。并在武士階層中普及了生產(chǎn)技術知識。這種武士和商人的聯(lián)盟迅速把那些自信且干練的人才推上前臺,為明治政府的改革出謀劃策。不過,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他們出身于哪個階層,而在于他們?yōu)槭裁茨茏兊萌绱司?、強干和務實?十九世紀后半葉的日本才剛剛脫離中世紀不久,它的國力與今日的泰國差不多,在這種綜合實力薄弱的情況下卻能產(chǎn)生出這樣一批審時度勢的領導人實屬不易。他們齊心協(xié)力、成功地推進了一個最需要政治手腕的改革大事業(yè),這是任何其他的民族都未曾嘗試過的。這些領導人所有的優(yōu)點和缺點都源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而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的探討正是本書的寫作目的。這里,我們暫先了解一下明治政府期間的政治家是如何完成他們的改革事業(yè)的。

明治政府從未想過要把這次改革與意識形態(tài)掛鉤,他們只是把它當作一項工作來認真對待罷了。他們改革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日本在世界上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他們并不是徹頭徹尾的革命者,因為他們既沒有把封建階級批得體無完膚,也沒有完全沒收其財產(chǎn),而是對他們實行利誘,使他們最終能支持自己的統(tǒng)治、默認其統(tǒng)治的合法性。另外,農(nóng)民的境遇畢竟還是有所改善的。至于早期農(nóng)民暴動的原因,與其說是階級矛盾的激化,還不如說是由于明治初期國庫的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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