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看了很高興，就問夏言：“愛卿，你的呢？”

夏言一向反對迷信，不肯接受，就直接回答：“堂堂的內(nèi)閣大臣怎么能在朝廷之上戴那種東西，成何體統(tǒng)！也就只有像嚴大人那種人才會喜歡戴吧！”

嘉靖心里雖然很不滿意，但當(dāng)著那么多大臣的面，也就沒有說什么。可是，“細心”的嚴嵩怎么會放過這么好的一個機會。在下朝后，他就單獨找皇帝“哭訴”，說夏言平時總是盛氣凌人，根本就不把他們這些下屬放在眼里，今天在朝上嘲笑他戴這個“荷葉綠帽子”已經(jīng)算是給自己面子了。嘉靖聽后，心里更不是滋味，對夏言也愈加不滿。

又有一次，夏言隨皇帝出巡，沒有按時值班，惹得皇帝大怒。按規(guī)定，大臣值班都必須乘馬車，而夏言卻不守規(guī)定，很不給嘉靖面子。嚴嵩一看時機成熟，一改往日的謙卑，勾結(jié)皇帝寵幸的一個道士，在皇帝面前添油加醋地說了夏言很多壞話。嘉靖一怒之下，罷免了夏言的官職，令嚴嵩取而代之。

后來，內(nèi)閣中只剩下嚴嵩一人，皇帝也覺察到嚴嵩專權(quán)。于是，再度起用夏言，而且位在嚴嵩之上。夏言復(fù)職后，把嚴嵩撇在一邊，什么事都自己做主。嚴嵩表面上不動聲色，從不提意見，暗地里卻收買皇帝身邊的太監(jiān)，讓他不時地在皇帝面前揭夏言的短處，同時也不露痕跡地說嚴嵩的好話。

終于，嚴嵩抓住一個機會。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北方蒙古遺部韃靼部落侵入河套地區(qū)，不斷擾亂北方邊關(guān)。次年，被夏言一手提拔上來的陜西總督曾銑上疏力主收復(fù)河套，得到皇帝贊賞。但明朝自英宗以來已經(jīng)被蒙古人打怕了，嘉靖覺得沒有把握，始終猶豫不定。夏言對皇帝的反復(fù)無常不知如何是好，干脆上表請皇帝自己裁決，把難題甩給皇帝，使嘉靖很生氣。而嚴嵩則通過太監(jiān)里的內(nèi)應(yīng)了解到嘉靖不敢下收復(fù)河套的決心，極力宣揚河套不可收復(fù)，并乘機攻擊夏言專權(quán)，使皇帝大為憤怒。嚴嵩可不愿放過這個機會，他必須“斬草除根”。他到處散布流言，說夏言離朝時心懷不滿，又造謠說夏言收了曾銑的賄賂，要借收復(fù)河套謀取私利，從而陷國家于危機之中。流言說得有鼻子有眼，不由皇帝不信。

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曾銑因誤國、通敵、貪污等罪名被抓，當(dāng)夏言得到這個消息時，終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意識到自己中了嚴嵩的奸計，可一切都太晚了。夏言先是被嘉靖免除了所有職務(wù)，后來又以誤國罪給處死了。

從此，嚴嵩穩(wěn)坐首輔之座達15年之久，再也沒有人能和他分庭抗禮。這場政治斗爭對剛剛進入官場的張居正是個不小的震撼。可是，他一個小小的庶吉士，根本沒有發(fā)言的權(quán)利。他渴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坐在首輔的位置上，擁有說話的權(quán)利，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目標，但那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路。

按照明朝的常規(guī)，只要是考中了二甲進士，就可以擔(dān)任編修的職務(wù)。因此，經(jīng)過三年的庶吉士的“實習(xí)”生活，張居正被任命為正七品的翰林院編修。他的仕途開始了第一個轉(zhuǎn)折，雖然這個職位距離自己的夢想還有很長的距離。

編修是個清閑的職位，但張居正并沒有像其他的同僚忙于為仕途奔競趨迎，更沒有沉醉在歌臺舞榭和吟風(fēng)弄月中，他從進入翰林院的第一天，就開始不斷學(xué)習(xí)、不斷積累、不斷思考。在官場的紛爭中，張居正依然是冷眼觀察，他閉門謝客，除了編著史書，便整日攻讀歷朝典章制度，默默潛求救國興邦之道。他深為大盜為群、貪風(fēng)不止、民怨日深的局勢感到憂愁，更為當(dāng)朝的世宗皇帝不務(wù)政事，聽憑誤國害民的首輔嚴嵩胡作非為感到無奈。

雖然對嚴嵩沒什么好感，但礙于是自己的頂頭上司，為了仕途的發(fā)展，張居正對嚴嵩還是相當(dāng)尊重。這也不能責(zé)怪張居正，作為新進官場的年輕官員，和上司搞好關(guān)系是自然而且是必需的。張居正靠著一支筆、一手漂亮的文章，贏得了嚴嵩的欣賞，雖然沒有得到重用，但嚴嵩對他還是很友好的。在張居正的《張?zhí)兰分芯陀胁簧贋閲泪愿缸訉懙馁澝涝?，有的是為了嚴嵩的生日慶賀，有的是過節(jié)的時候?qū)懙膽c賀詩文，還有一些是代嚴嵩寫的上奏朝廷的賀表。這些文章拉近了張居正和嚴嵩的關(guān)系，使得他在殘酷的官場中可以明哲保身，這不能不說是張居正正確的為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