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樣一個令人生畏的存在，戴季陶的心情是復雜的，一方面他看到，日本直到現(xiàn)代還沒有完全脫離君主神權(quán)的迷信，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后來發(fā)生的一切，完全證實了戴季陶的判斷；另一方面，正是這種神權(quán)迷信，構(gòu)成日本人“自信心”與“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勵全民團結(jié)一致、奮發(fā)進取上，起著任何東西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使日本在國際生存競技場上占據(jù)了一個優(yōu)先的位置。而一向以天朝上國自居、不思進取的中國，缺少的正是這樣一種品質(zhì)，最后一度陷于悲慘的絕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戴季陶一再呼吁中國人克服妄自尊大的心理，正視日本民族的偉力：

他們以赤條條一無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島，居然能夠滋生發(fā)展，平定吐蕃，造成一個強大的部落，支配許多土著和外來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們。更從高麗、中國、印度輸入各種物質(zhì)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夠通通消化起來，適應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種特性，完成他的國家組織。更把這個力量來做基礎，迎著歐力東侵的時代趨向，接受由西方傳來的科學文明，造成現(xiàn)代的勢力。民族的數(shù)量，現(xiàn)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在東方各民族中，取得一個先進的地位。這些都是證明他的優(yōu)點。我們看見日本人許多小氣的地方，覺得總脫不了島國的狹隘性?？匆娝麄冊S多貪得無厭、崇拜歐美而鄙棄中國的種種言行，又覺得他們總沒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們在客觀的地位細細研究，實在日本這一個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

戴季陶對日本文化的論述深深嵌入對方的肌理，有一種令人欲罷不能、常讀常新的魅力。比如“武士道”作為神道的鮮活載體，長期以來一直被視作日本民族精神——“大和魂”的代表，披著莊嚴而神秘的面紗，成為日本人心目中不言自明的真理，到后來連日本人自己都弄不清所以然。戴季陶以洞察歷史之眼，還原了武士道的本來面貌。在他看來，武士道的產(chǎn)生，從根本上說，是生存競爭與家系保存的需要，當時日本藩國林立：

那些藩國不但在武功上競爭，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競爭。有文學武藝的學者，各藩主爭先恐后，或是招來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請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的藩里呢，務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夠造成文武兩套全才，給他藩里做永久的護衛(wèi)。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權(quán)力膨脹，土地拓張，他們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為藩主是極大的地主，農(nóng)夫是大地主的農(nóng)奴，武士是給大地主管理家務防御外侮的仆人。……就這些事實來看，“武士道”這一種主義要是用今天我們的思想來批評，最初的事實不用說只是一種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報恩主義。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講武道內(nèi)容的書，乃是在武士的關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經(jīng)形成了統(tǒng)治階級的時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的衣服。其實“武士道”的最初本質(zhì)并不是出于怎樣精微高遠的理想，更當然不是一種特殊進步的制度，不過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發(fā)生的當然習性罷了。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論信仰的武士道加上一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種維新時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