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誦先儒之書,已有年矣,試觀此心,其果定志于圣賢之學乎?則宜加精進,益加涵養(yǎng),以求至于其極。如尚未有定志,則宜急反前日之沉迷,而力端今日之趨向,往可不諫,來猶可追。須知古來圣賢豪杰,人人可為。(楊慎初等:《岳麓書院史略》,岳麓書社,1986年版)
從后來的種種跡象看,盡管曾國藩在這里讀書的時間不長,但他恰恰在這里受到湖南理學經(jīng)世學風的熏陶。曾國藩在翰林院及早期為自己立下的諸多“立志箴”、“課程”等,明顯受到書院學規(guī)、學箴的影響。也就是說,曾國藩雖然以儒家文化為依歸,以捍衛(wèi)傳統(tǒng)的道統(tǒng),作為自己的終生職業(yè),但他同時是一個博學的人,他沒有走入腐儒一途,而養(yǎng)成的經(jīng)世致用本領(lǐng),使他能夠通權(quán)達變,以適應(yīng)時代的需要。這就是他平生經(jīng)常講的人要立得住,還要行得通。
第二個階段是曾國藩在京城從政為官的十五年。這十五年特別是最初的九年間,是曾國藩步步高升的一段時間。用張愛玲的一句話來說:成名要趁早。道光二十七年,曾國藩在37歲的時候,升任內(nèi)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內(nèi)閣學士為從二品,如兼侍郎銜,就是正二品),是一個與地方總督這樣的封疆大吏平行的正部級官員。所以他信心滿滿,給當時還健在的祖父寫信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彼f孫兒是第一人,打破了湖南建省以來一百多年的“升官紀錄”。的確,在40歲以前就做了一個部級的領(lǐng)導,九年連升十二級,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這對從山坳里走出來的農(nóng)家子弟曾國藩來說,仕途如此順遂,連他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在給友人陳源兗的信中不無坦白地說:
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內(nèi),徒步過從,疏野之性,骯臟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shù)人,亦未敢為此不近情之稱許。
在京城為官這十五年,不但他的位置爬升得很高,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他是天子的近臣。俗話說,朝中有人好做官。在中國這種人治色彩非常濃厚的國家里,任何政策在某些人那里,它是一個底線,不可逾越,但是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它就可能會跨過去。曾國藩后來成功的時候,追隨他多年的心腹幕僚趙烈文總結(jié)說:他的一生,平生精力十之六七都在與世俗文法斗,只有十分之三四是在和太平天國斗。這就是說,曾國藩的一生,都是在不斷地逾越清朝政府給他設(shè)定的一道道紅線。他為什么能夠逾越?主要原因就是朝中有人。
第三個階段是他從領(lǐng)兵出征,到成為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第一號功臣。這個過程大體經(jīng)過了十年。用曾國藩自己的話來說,這十多年就是打脫牙和血吞的日子,也是他走向人生巔峰的一段路程。
《易經(jīng)》告訴我們,人在什么時候做什么樣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曾國藩恰好在他50歲左右的時候完成了這項把太平天國鎮(zhèn)壓下去 清朝賦予他的最大的一個使命。曾國藩完成這項使命,是非常的艱辛。就像唐僧到西天取經(jīng)一樣,經(jīng)歷了太多的磨難。他自己經(jīng)常講打脫牙之日多矣,每天都是這個樣子。
這是因為他打造了跟清朝體制不相容的東西。八旗兵和綠營兵是清朝賴以安身立命、保家衛(wèi)國的傳統(tǒng)武裝力量。但曾國藩打造的是一個體制外的湘軍,跟傳統(tǒng)的體制有諸多不相容的地方,所以當曾國藩把武昌打下來的時候,咸豐皇帝最初特別高興,一掃幾年來節(jié)節(jié)敗退的陰影:沒想到他(曾國藩)一個書生還能建立這樣的奇功,朱筆一揮,任命曾國藩為署理湖北巡撫,一省之長,封疆大吏。但是,旁邊一個大學士 漢人宰相祁寯藻提醒皇帝說:
曾國藩他是個在籍的侍郎,在籍的侍郎跟匹夫等,跟老百姓沒有什么差別,但是他登高一呼,從者數(shù)萬,恐非國家之福也!
跟老百姓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的這樣一個人,登高一呼,追隨他的人有幾萬人,言外之意是什么?他今天能夠把武昌城打下來,明天把安慶打下來,后天把南京城打下來,他又何嘗不能把北京打下來!
咸豐皇帝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