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在“長編”的基礎上刪定而成的，但這種通史著作絕不能等同于資料長編，作者必須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進行選擇。作者宣稱：“我們盡量選擇在其原處考古或建筑環(huán)境中的藝術品，在許多原初環(huán)境已消失的情況下，我們盡力通過各種社會、政治、經(jīng)濟、宗教及制度的系聯(lián)重新安置藝術對象?！边@種變化當然可以從美術史學近幾十年來的轉向去理解，而我個人感興趣的是，它與作者個人在學術網(wǎng)絡中的位置也密切相關。

看一下美國對中國藝術品收藏的歷史就會注意到，很多美術史學者與博物館關系緊密。學者們的研究興趣可能由收藏而起，反過來，他們又是博物館購藏中國文物的顧問，他們決定了博物館的錢花在什么地方，也引導著公眾對于藝術品的興趣。研究外交史的美國學者孔華潤（Warren I。 Cohen）注意到，在殖民主義的時代，一些學者對中國藝術品的態(tài)度與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以及中國的國家形象密切相關（Warren I。 Cohen， 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中文版見沃倫·科恩：《東亞藝術與美國文化：從國際關系視角研究》，段勇譯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其中有一位中國人很不喜歡的學者，便是華爾納（Langdon Warner，1881-1955）。華氏由于在日本留學而對亞洲藝術產(chǎn)生了興趣，他認為中國古代的文物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而中國人卻是令人失望的，因此，從這個“野蠻民族”中將人類古代的藝術品“拯救”出來，無疑是一種“善舉”。

我注意到，《中國藝術與文化》特別談到了敦煌328窟的塑像，并提到了華爾納的名字，認為他以膠布粘取敦煌壁畫，并將敦煌328窟供養(yǎng)人像盜運到美國的行徑，“擾亂”（disturb）了敦煌。其實作者完全可以用年代差不多的45窟來代替328窟。在這看似不經(jīng)意的行文中，反應出作者與華爾納完全不同的態(tài)度，也反應了作者對中國藝術理解方式以及技術的重要改變。壁畫和塑像脫離了原來的石窟，其視覺上的完整性以及背后宗教禮儀的結構都被破壞；這些藝術品被轉移到博物館后，只能在西方固有的術語下重新分類，剩下的只有狹義的藝術形式，而沒有完整的文化意義。而只有全面地認識這些作品在原有建筑和禮儀環(huán)境中的位置，才可能進入對于文化和歷史的研究，才可能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形式和意義。

有意思的是，本書的兩位作者仍然與博物館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但他們的職責不再是為博物館購買文物提供智力支持，而是為博物館策劃關于中國的專題展覽。這些展覽的展品多從中國文物部門商借，因此他們必須與中國文物考古界建立友好的合作關系。這也使得他們十分關注中國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杜樸是研究早期中國考古學的專家，據(jù)我所知，他在中國考古界有許多朋友，我不止一次地聽到國內的同行談到他。文以誠先生也是如此，我與他惟一的一次見面，就是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一次小型會議上。與他們兩位相似，近年來還有許多美國學者密切關注當代中國藝術的發(fā)展，他們的職責不只是幫助博物館購買當代的藝術作品，還包括了與中國藝術家的直接對話與合作。例如，我的朋友盛昊策劃的一個項目就極有意思。盛先生畢業(yè)于哈佛大學（這里收藏著華爾納在敦煌的“斬獲”），現(xiàn)任職于波士頓美術館中國部。從六年前開始，他陸續(xù)邀請了十位華人藝術家（其中半數(shù)來自中國大陸）來到波士頓美術館，以該館收藏的中國繪畫激發(fā)靈感，創(chuàng)作出新的作品，由此產(chǎn)生的一個新展覽在去年11月開幕。這項活動的主題借用了吳昌碩為該館題寫的“與古為徒”一語，但學者、藝術家們所跨越的不止是時間的鴻溝，而早年那些因為被移動而近乎死去的文物也由此獲得了新的生命。

通史的理想是“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料的選擇標準也反映了作者對于歷史的基本認識。作為一名中國讀者，我注意到作者多處提到他們與“中國多數(shù)學者”看法的不同。如作者將晚商武丁以后的時代視為“歷史”，而將此前數(shù)百年看作“前歷史”（proto-history）。他們對夏代的歷史真實性（historicity）“保持審慎態(tài)度”，對于單純強調中國歷史的“連續(xù)性”也表示質疑。又如在第六章開篇，作者指出，在“中國中心觀”的前提下中國學者對于隋唐的贊美掩蓋了這個時段陰暗的一面。在諸如此類的細節(jié)中，作者流露出的對于中國同行的警惕性多少有些過頭。反過來，當然也會有不少中國讀者對他們的意見并不能完全贊同，但我想也大可不必將這些話語想象為西方學者對于中國歷史“別有用心”。事實上，同樣的問題在中國也存在不同的觀點，如夏鼐先生在２０世紀80年代談中國文明的起源時，便是從殷墟開始講起的；也不是中國學者“一致認為”河南偃師二里頭一定是夏朝確定無疑的都城。我也注意到，作者不僅對“中國中心觀”持反感的態(tài)度，他們同時也聲明反對“歐洲中心觀”。作者這類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有著西方文化內在的邏輯，但我們對這些話題過分敏感也大可不必，平心靜氣地聽一聽，想一想，未必不是好事情。作者在談到“前歷史”和“史前”之間界限劃分的時候說：“中國考古的進展可能會對此做出修正。”將這類問題交給今后考古發(fā)現(xiàn)來回答，也許是一個較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