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說，因為大臣、財務官都是政界屈指可數(shù)的擅長英語的官員，談判風格與方式自然而然會發(fā)生變化。日美間的談判，至少在預備階段，可以隨時利用電話溝通信息，推進談判成果，輪不到那種“卑職應邀前往某處就某人的某件要事展開會談”等言辭風格的專業(yè)外交官出場了。那時候，馬爾福德給我掛來電話，說他自己“有要緊的事情要和行天先生通話，可是不知道他現(xiàn)在人在哪里，請一定幫忙”。這時財務官辦公室確實說行天到非洲出差去了。于是讓馬爾福德在約定的時間掛電話?；蛘哌€有“行天的腳的狀況可能不太好，請你不要把車停在停車場，而是停到十五號大街旁財政部的出入口下面好嗎？”當時財務官扭傷了腳，架著丁字拐，從歐洲火速轉往華盛頓。因為是秘密出訪，所以沒有配備公務用車。我開車去機場迎接行天，然后把他送到財政部去，再回到大使館我的房間里待命。在1988年春天我這個“卑職”被內閣任命為特命全權公使，掌握的權力甚至可以“發(fā)布宣戰(zhàn)布告”，但是在貨幣外交方面，僅能充當一個門童而已。

這么說可能有為自己辯解的意思，但是我從事駐美公使工作的時候，的確比往常要繁忙。在我任職的兩年時間里，日本的國力正處于巔峰狀態(tài)，在這樣的背景下，我作為“體面耀眼的外交官”出場的任務很多。尤其是，我的前任內海用3年時間培養(yǎng)的大量人脈都詳細地引薦給了我，工作的條件和機會已經更完美，所以事實上工作增多了。1987年，美聯(lián)儲主席由沃爾克換成了格林斯潘，還發(fā)生了“黑色星期一”，公使的信息收集活動也是多方面的。行天財務官也是一樣，力圖在紐約發(fā)揮駐美公使的作用。

對銀行自有資本比例做出規(guī)定、所謂“巴塞爾協(xié)議” 出發(fā)點，行天和紐約聯(lián)邦銀行行長克里甘進行歷史性協(xié)商時我也在場，也和退職后的沃爾克或沃爾芬森等要人幾次共同進餐。但是，關于日元美元匯率的談判，正在談論什么問題，進展到什么程度了等等，都是我所不能估計的。

但是，對大藏省的事務當局而言，那些正是決定預算構架、追加預算的時間與規(guī)模的最重要的信息。因為“現(xiàn)場信息”太少而發(fā)脾氣的官員也不少吧。憑借我公務員生活近30年的經驗，能夠感覺到那種空氣。話雖如此，但匯率談判本身就是首腦級別的官員來完成的，如果在進行這一過程時，并沒有把各種各樣的信息通報給東京的事務當局的話，那他們無疑就是沒有要通報的“意思”。讓我在這種情況下硬擠進去收集“現(xiàn)場信息”的余地幾乎沒有，從一開始也不應該對高質量的信息抱有期待吧。這么一想，我還是決心把門童工作做到底。實際上，公務員的工作出于察往而知來的習慣，一旦被冷落在一邊，那么以后也就升遷無望了。或許我生來就是勞碌的命。

與日元美元匯率問題相對應的政策課題就是擴大內需，我有幾次出場的機會。多半是接受大藏省的指示，到財政部向達拉拉或弗帕說明日本“綜合經濟對策”的要旨。現(xiàn)在我還記得的是，讓他們理解“零國（年度支出為零的國家工程）”很費力氣。簡單地說，“零國”的意思就是指“由國庫負擔債務的項目”可以從第二年的公共事業(yè) 經費中“預約”出一部分費用，公共事業(yè)的實施主體就從第二年預算被砍的不安中解脫出來了。因為可以進行跨年度的大型公共事業(yè)，的確對擴大內需有幫助。即使是當年支出為零，也有希望達到景氣上浮的效果。這是當時主計局絞盡腦汁想出的苦肉計。

但是，對于它的具體效果，在什么時間以什么方式來觀察比較好呢？的確，不能從性質上忽視這種擴大內需的效果，但對于第二年才支出事業(yè)費的工程項目現(xiàn)在就要給出量化的數(shù)字是不可能的?；蛟S可以得到“沒有錢也在專心致志地努力”的評價，但向對方說明這種東西對擴大內需的具體效果卻相當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