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nnifer打回“老家”后不久，便申請擔任新成立的信用衍生產(chǎn)品組的主管，承擔一個前衛(wèi)新潮、備受關注的項目。這個項目的工作方式同她以前所有的工作都不一樣，她成為一個管理者，需要同很多機構人員應酬斡旋，需要花很多時間在官僚扯皮上，而她則希望花更多時間在具體工作上。所以這個提拔到頭來只是拔苗助長，給她造成很大精神壓力。當時她三十出頭，結婚幾年一直沒有孩子，似乎是她事業(yè)上越成功，越不能顧及家庭這一頭。最后，不到一年光景，在事業(yè)和家庭兩者不可兼得的情況下，她毅然從紐約聯(lián)儲辭職，回家當家庭主婦去了。心想事成，她后來生了金發(fā)碧眼的一對兒女，甚為欣慰。

Jennifer經(jīng)常說，我們倆在一起工作的一年，是她在紐約聯(lián)儲幾年最愉快的一年。我們對工作都勤于鉆研，認真踏實，力求完美。尤其是我們倆的充分互補相得益彰，使得這個重要項目，僅靠我們倆就能順利支撐，圓滿完成。剛開始的時候，她會笑話我寫的東西，學術界的八股文氣特別嚴重，火藥味特濃。她自己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策研究碩士畢業(yè)，對寫政策性文章頗為在行。她唯一欠缺的是數(shù)理知識及相應的解讀模型的能力，在我和另一位經(jīng)濟學家夜以繼日、冥思苦索地推導摩根模型的時候，她很失望她幫不上忙，但依然陪著我們加班加點?？偠灾?，對于這個具體的巴塞爾項目，我們倆互補搭配的工作模式是很成功的。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領導者的管理有方，把我們倆恰如其分地搭配在一塊，而且整個項目從頭至尾目標清晰、步驟明確。我們隨后各自告別巴塞爾項目，也沒有遇到什么阻力。要知道，如果強迫我繼續(xù)留在巴塞爾項目，我說不定早就從紐約聯(lián)儲掛牌辭職了。紐約聯(lián)儲的訓條之一是要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明智的領導是不會勉為其難的。

盡管我正式離開了巴塞爾項目，但后來還是時不時被拽回去，做些擦邊球工作。比如，巴塞爾II的操作風險模型；《市場風險補充案》內有關信用風險的計量，當時稱之為特種風險(specificrisk)。最大的一個政策項目要數(shù)在對衍生產(chǎn)品所包含的交易對手信用風險上，如何計算資本金需要量。

衍生產(chǎn)品的合同雙方是零和關系(zero-sumgame)，一家贏則另一家必輸，有時一家會虧欠另一家巨額資金，這種局面就類同于債權債務關系，債務方有義務將欠款歸還給債權方，而債權方在合同到期收到欠款之前會有信用風險：萬一債務方違約，這筆收入也便煙消云散了。這種信用風險通稱為交易對手信用風險(counterpartycreditrisk)。這種信用風險同傳統(tǒng)貸款不一樣的地方是它的信用敞口(creditexposure)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市場的上下波動而不斷發(fā)生著變化，今天還是債權方，明天就有可能變成債務方。所以，要衡量衍生產(chǎn)品的交易對手信用風險，就必須既要考慮市場的波動，又要考慮對手的信用，是市場風險同信用風險的高度結合。這方面的模型，也必須集市場風險模型和信用風險模型為一體，難度最高，要求最多，是風險模型的又一高峰。

這種模型一般分為兩步：第一步是模擬對手的風險敞口，這種模型類似于市場風險模型，但只是針對一家對手。第二步是將對手的風險敞口代入到信用風險模型，既可以算出單個對手的信用風險，更可以算出整個衍生產(chǎn)品組合的對手信用風險，并在風險計算的基礎上，得出資本金需要量。

2000年年底，我被告知BIS對這方面內容感興趣，在考慮是否允許銀行運用它們的內部模型來決定資本準備金。我這時單槍匹馬做了6個大銀行的調研，用Excel進行比較分析，把政策制定者需要考慮的參數(shù)變量寫成報告上交。最后，BIS覺得這方面模型太復雜，參數(shù)變量太多。既然連信用風險模型都未被BIS采納，更何況這更為復雜艱深的模型，于是便被束之高閣，不了了之。

1999年年初，我回到我的本家風險評估組后，所接手的第一個項目是評估花旗集團(Citigroup)合并后的內部經(jīng)營管理狀況。這是紐約聯(lián)儲極為重視的一個項目，這是它第一次冠冕堂皇、名正言順地進入花旗集團屬下的投資銀行、保險公司等子公司進行審查評估，而不像以往主要局限于商業(yè)銀行范疇。對我來說，這也是我憧憬向往的項目，可以去投資銀行、保險公司等不同的金融機構見識見識、開闊眼界，更何況去的是花旗集團旗下的生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