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和竇建德兩人的崛起都是因為從事同一項事業(yè)：造反。

公元616年的隋朝，人民造反已呈“規(guī)模化經(jīng)營”的燎原之勢。全國各地漫山遍野都是稱王稱霸的造反軍團。那時候，造反派首領似乎“官本位思想”很濃，不少人剛打下幾座城池就想過把皇帝癮，忙不迭地建元稱帝。僅在發(fā)生雁門之圍的公元615年和“螢火蟲之夜”的616年，就批量產(chǎn)生了好幾個“帝王”：王須拔稱漫天王；朱璨稱迦樓羅王；操師乞稱元興王；林士弘稱楚帝。

按照正統(tǒng)的歷史觀理解，這些人只不過是曇花一現(xiàn)的“山寨皇帝”。但在“正版皇帝”楊廣看來，“水貨”也是貨，必須毫不留情地徹底剿滅。楊廣生命的最后幾年是在“造反與反造反”中度過的，朝中所有得力將領都四處出擊，鎮(zhèn)壓農(nóng)民造反。唐國公李淵就是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下脫穎而出，走上一線軍區(qū)首長的紅地毯的。

公元615年，山西、河北一帶民變已經(jīng)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起來造反的人像走馬燈似的絡繹不絕，民部尚書樊子蓋奉命在這一帶鎮(zhèn)壓造反運動。樊子蓋這家伙是隋朝幾個少有的兇狠嗜殺的魔頭之一，根據(jù)他的殺人手法，取個“樊活埋”的外號一點都不冤枉。在處理楊玄感造反案時，他就坑埋了成千上萬個無辜的良民。在山西和農(nóng)民軍交手時，他采取的是燒光、殺光、埋光的“三光”政策。當年活躍在汾晉地區(qū)的農(nóng)民軍主要是降州（今山西聞喜縣）敬盤陀、柴保昌領導的幾萬人。樊子蓋不管三七二十一，將農(nóng)民軍經(jīng)?；顒拥姆诤颖卑洞迩f統(tǒng)統(tǒng)點火付之一炬。在交戰(zhàn)中，他不留活口，只要是俘虜，一律處死。對那些自首或愿意歸順朝廷的，不分老幼全部活埋。

對一無所有的貧民來說，殘酷的殺戮就像重力作用下的彈簧，壓力越大，彈得越高。既然當左派是死、做右派是亡，那就只能不左不右，一竿子反到底了。樊子蓋以為他的“三光”政策會把造反者清洗歸零的，卻沒想到正是自己慘無人道的做法激起了更大民憤，更多無家可歸者源源不斷加入造反隊伍。樊子蓋在北方疲于奔命，按下葫蘆起來瓢。他帶著好幾萬精兵前鎮(zhèn)后壓，但對他來說，似乎只見“耕耘”，沒有收獲。他在，造反者也在。他的隊伍沒有壯大，造反者倒是擴編了不少，主觀上他想天下無“賊”，客觀上，“賊”卻越來越多。

他很郁悶。他的主人楊廣不僅郁悶，而且相當生氣。楊廣見他天天在東北捉賊，賊數(shù)卻天天見長，由此，楊廣嚴重懷疑樊子蓋的工作能力有問題，于是撤了他的“剿匪司令”職務，將他調(diào)離北方戰(zhàn)場，同時任命李淵為右驍衛(wèi)將軍、太原留守，對外防止突厥南侵，對內(nèi)彈壓農(nóng)民起義。

李淵可比一根直腸通到底的樊子蓋鬼靈精怪多了。他坐陣山西前線以后，立即摒棄單方面強硬立場，采取“兩手抓”策略。這里的“兩手抓”可不是指大家耳熟能詳?shù)摹皟墒肿?，兩手都要硬”。而是指“一手抓著一尊狗頭鍘，一手抓著一把棒棒糖”，簡化成四個字就是恩威并施。對待那些以造反為畢生追求的鐵桿派，李留守也是四個字：格殺無論。但對那些俘虜或自愿投降者，李淵一不殘殺二不虐待三不活埋，而是心平氣和地對他們說：“愿鉆鍘的站左邊，想領糖的排右邊?！边@么一來，結(jié)果可想而知，誰也沒戴鐵頭套，誰也不想總造反。大家都不約而同地站到右邊，領完糖咋巴著嘴高高興興地回家過日子去了。

李淵以活生生的事實證明，在戰(zhàn)場上，有時候政治手段比軍事手段更有效。從這一點上看，只有兩百年歷史縱深的美國要好好學習參考李淵的“政治先行”的做法，別動不動就挽起袖子跟人玩戰(zhàn)爭，結(jié)果把自己的長袖褂玩成了短袖衫不算，還陷在這“克”那“汗”的泥潭里迫不得已猛泡泥巴浴。

給李淵這么窮追猛打外加分化瓦解，敬盤陀、柴保昌的造反軍死的死、散的散，好幾萬人投降了李淵的政府軍。最后，兩造反頭頭輸?shù)眠B短袖衫都沒得穿，從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