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gòu)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我們付出艱巨的努力。《中庸》中所說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簡明扼要地揭示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把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目標明確指向了天人和諧。如今，和諧社會的理念，“人一之己十之”的精神，正發(fā)揮著引領(lǐng)我們“共克時艱”、取得更大勝利的重要指導作用。其實，這種精神源遠流長，數(shù)千年來一直維系著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燦爛歷史。

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如果從北京山頂洞人算起，距今已有一萬八千年的歷史。但是，中華文明最富有特色的地方，并不是殷商以前占主導地位的原始宗教，而是脫離原始宗教以后逐漸豐富起來的人文主義精神。這種人文主義精神，肇始于西周初年，花開在春秋戰(zhàn)國，至今已有三千年的輝煌歷史。西周初年形成的“天命靡?！?、“唯德是輔”、“天意在民”等基本觀念，以后逐漸成為中國社會政治倫理的基本準則。圍繞著理想的政治接班人的培養(yǎng)問題，個人道德逐漸成為全社會關(guān)注的焦點。天道人事，和諧統(tǒng)一，總是以天人合一的顯性思維，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儒道墨法、陰陽兵農(nóng)，哪一個是例外？特別是儒家，更是以內(nèi)圣外王、天人合一的超邁氣概，一枝獨秀，推演著中華文明的千秋大業(yè)昂首向前！盡管偶爾也會出現(xiàn)一些小插曲，但這些小插曲也只能是儒家文明發(fā)展長河中的回漩而已，反而更能凸顯儒家文明大河東流的磅礴氣勢！

儒家文明的基本典籍，有“四書”、“ 五經(jīng)”、乃至“十三經(jīng)”之說。“五經(jīng)”主要是指中國最為古老的各種典籍，主要包括《詩》、《書》、《禮》、《易》、《春秋》五部，因西漢漢武帝開始設(shè)立“五經(jīng)博士”而成為最高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典籍。后來，《禮》又分為《周禮》、《儀禮》、《禮記》三種，《春秋》分為《左傳》、《公羊傳》、《榖梁傳》三種，共成“九經(jīng)”，唐代后期又加上《孝經(jīng)》、《爾雅》、《論語》等而成“十二經(jīng)”，最后又加上《孟子》共成“十三經(jīng)”。這樣的篇幅自然很大，完全弄懂也絕非易事。而且，其中有些偏重于文學、有些偏重于歷史、有些又偏重于制度，并不完全都是思想性質(zhì)的著作。因此，隨著中華文明的演進，古代思想家們逐漸從上述典籍中掘發(fā)出篇幅短小、文字簡潔、思想深邃的四個部分匯聚而成《四書》，那就是《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其中的《大學》和《中庸》，本是《禮記》中的兩篇文章，漢武帝時隨《禮記》成為五經(jīng)之一而進入國家最高學府——學官，比《論語》、《孟子》升入學官的時間還早。北宋天圣八年（1030）宋仁宗曾將單行本《大學》賜新第進士王拱宸等，程顥程頤兄弟也曾將二者整理并與《論語》、《孟子》放在一起稱為《四書》，此為“四書”名稱之始。到南宋朱熹窮畢生心血為之注疏以后，《四書》逐漸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必讀教科書。特別是1303年元代統(tǒng)治者規(guī)定《四書》為科舉考試、選拔政府官吏的標準教材，然后一直到1905年廢除科舉考試為止，其間六百年的標準政治教科書時代，《四書》對于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生活方式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大學》和《中庸》的地位，是在《四書》中體現(xiàn)出來的。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的“序文”中指出，閱讀《四書》的順序應該是先《大學》，次《論語》和《孟子》，最后才是《中庸》。在朱熹看來，《大學》是儒家的入門書籍，《中庸》思想深邃，最不容易理解。實際上，經(jīng)過朱熹的整理、注疏，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大學》是儒家簡明扼要的政治論文，它不僅把儒家的德性修養(yǎng)工夫講得明明白白，而且也把儒家的政治抱負發(fā)揮得淋漓盡致！讀《大學》，不能不使人感到熱血上涌！《中庸》則是儒家思想深邃的哲學論文，既有旁通于社群的價值實現(xiàn)，也有上達于天道的理性訴求。在現(xiàn)實社會的人際關(guān)系中實現(xiàn)個人的價值，在實現(xiàn)個人價值的過程中體會天道、實踐天道。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儒家的精神皈依處，不過如此！讀《中庸》，不能不使人覺得理所當然！證之于《論語》、《孟子》，道不遠人，即事而真！圣人的人生實踐，并不是高山仰止的日月星辰，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努力，你就可以成為孔孟一樣的圣賢！

可見，《四書》之間秩序井然，思想深邃，其中的《大學》、《中庸》更是具有儒門“心經(jīng)”或“圣經(jīng)”一般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