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同時還應(yīng)該是察舉的重要依據(jù)。孟子多次提到，仁政應(yīng)該“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公孫丑上》3·4）、“尊賢使能，俊杰在位”（3·5），國君選賢任能當(dāng)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須慎重行事。選賢任能以什么為依據(jù)呢？孟子認(rèn)為，“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保ā读夯萃跸隆?·7））身邊的近臣、身居要職的大夫們說了都不能算，還得聽聽百姓的意見，然后還得通過實際考察，最后才能任用。在這一過程中，民意占了很重的分量。其實，這不過是孟子的一種理想。

對傳為佳話的堯舜禪讓，孟子也做出了新的解釋：禪讓能否成功最終仍需得到民意的認(rèn)可。孟子認(rèn)為，“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本哂袥Q定權(quán)的首先是“天”，其次是“民”?！皥蛩]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萬章上》9·5）堯把舜推薦給天而天接受了他，把舜展現(xiàn)給老百姓而老百姓接受了他。并引證《尚書·太誓》中“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加以說明。盡管這里還擺脫不了神道設(shè)教的影子，但對民意的強調(diào)，仍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湯武革命”的問題上，孟子更是把商紂稱為“一夫”（獨夫），在彰顯“誅一夫”合法性的同時，對不施仁政的統(tǒng)治者大加撻伐。孟子在論及卿、君關(guān)系時還曾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異位”（《萬章下》10·9），王室同宗族的公卿對犯有重大錯誤的君王可以上諫，反復(fù)上諫仍不聽從，就廢棄他的王位改立他人。以至于使齊宣王聽后“勃然變乎色”，緊張得臉色都突然變了。

與民同樂是仁政的重要一環(huán)，也是重視民心民意的試金石。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梁惠王上》1·2）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梁惠王下》2·4）

行百姓之所欲，去百姓之所惡，樂百姓之所樂，憂百姓之所憂，才能真正與百姓同心同德。君民一體，上下同心，憂樂關(guān)乎天下，一切“與百姓同之”，這是孟子對君民關(guān)系的理想化，后來，先憂后樂等思想成為了儒家所追求的政治理想。

歸結(jié)起來看，孟子的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保ā侗M心下》14·14），的確反映了他鮮明的民本思想。盡管民本還不同于近代從西方傳入的民權(quán)、民主思想，但是，其進步性仍然值得大書特書。

另外，孟子關(guān)于王道與霸道的思想也頗值得一提。崇尚王道、反對霸道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延續(xù)?！叭收邿o敵”是其內(nèi)在精神。

王與霸的概念在春秋時期就已出現(xiàn)，王指統(tǒng)一的君王，霸指行使部分王權(quán)的諸侯，兩者都沒有貶義。孟子首次將王與霸對立起來看。孟子認(rèn)為：王道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德行仁”，以仁政理論與政策，通過保民而得人心；霸道的基本特征卻是“以力假仁”，以武力暴力相威脅，而仁此時只是一個幌子。稱霸必須具有強大的國力；稱王則不一定依靠國家強大。孟子舉例說，商湯僅憑七十里見方的疆域，文王也僅憑百里見方的疆土。憑借武力使人服從，那種服從不是內(nèi)心服從，而是力量不足；依靠道德使人服從，那種服從卻是內(nèi)心愉快、真心實意地服從，就像七十多個弟子服膺孔子一樣（《公孫丑上》3·3）。

孟子稱頌王道，反對霸道。把行王道、施仁政看作能統(tǒng)一天下的不二法門。他多次強調(diào)：“仁者無敵”（《梁惠王上》1·5），“仁人無敵于天下?！保ā侗M心下》14·3），“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公孫丑下》4·1）。

孟子的仁政學(xué)說與當(dāng)時“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后推讓”①的社會情勢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帶有較多的理想成分，被視為“迂遠而闊于事情”在所難免。但他以民為本、崇德尚義的精神在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