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歐洲文明的演化方式：

小規(guī)模、多元性與競爭性

一種文明的基本特點，只有通過與其他文明進行比較才能把握。這是因為，人們總是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對于自己的文化特點，往往由于熟視無睹而“不知廬山真面目”。西方文明的基本特點，被一個近代中國人把握住了，這個人就是中國19世紀以來最敏銳的思想家嚴復。嚴復在他早期發(fā)表的《上皇帝書》、《原強》等重要時論中，就強調了西方文化的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它的多元并存的小規(guī)模性，二是這種多元性產生的競爭性格。他指出，在歐洲，“一洲之民，散為七八，爭雄并長，以相磨淬，始于相忌，終于相成，各殫智慮，此日新而彼月異”。（嚴復：“原強”，《嚴復集》，第一冊，第11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在嚴復看來，這些散布在歐洲大地上的獨立的多元并存的國家，在競爭中求生存，而競爭又磨礪出它們的競爭能力與生命力，從而使它們的生存與發(fā)展能力在“彼此唱和”的競爭中，日新月異，最終發(fā)展出到一個新的文明高度。嚴復還認為，在歐洲大地上，獨立的共同體之間的“互相砥礪，以勝為榮，以負為辱”的競爭，（嚴復：“擬上皇帝書”，《嚴復集》，第一冊，第66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從古代、中世紀，一直延續(xù)到現代而從來沒有中斷過。嚴復還指出，這種競爭性表現在西方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蓋其所爭，不僅軍旅疆場之間，自農工商賈，至于文詞學問，一名一藝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終于相成，日就月將，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強之效，有非余洲所可及者。雖曰人事，抑也其使之然也。”（同上注）概括地說，這種競爭性貫穿古今，廣泛存在于歐洲生活的各個領域，并伸展到西歐所有地區(qū)。

嚴復還注意到，歐洲文明這種競爭性的文化性格的形成，與歐洲地理環(huán)境的多樣性，以及地勢之“支離破碎”直接有關。更具體地說，歐洲存在著山地、丘陵、平原與曲折多變的海岸區(qū)域，生活于這些不同地理環(huán)境的人們，發(fā)展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包括不同的經濟生活、不同的語言、宗教，形成多元的民族。地理環(huán)境的差異性，形成生活方式與民族的差異性，他們很難融合成同一民族，他們只能在競爭中求得生存發(fā)展。

嚴復的這一發(fā)現在今天看來，仍然有值得強調的必要。因為他實際上是從文明的結構層面來切入問題，而不僅僅是從各民族的觀念文化角度來抽象地思考問題。他注意到歐洲文明的小規(guī)模性，多元并存性，以及長期競爭性這些結構性因素之間的關聯。正是這種結構性因素，導致競爭性的普遍存在，使西方文明存在一種在多元競爭中形成的、內在的演化的機制與強大的文明生長能力。這種競爭性文明如何演變?yōu)樯鷼獠馁Y本主義文明？這一點嚴復并沒有進一步作出分析。嚴復在當時還不具備這樣的理論與知識，對這個問題作出進一步的判斷。

關于歐洲資本主義的起源與發(fā)生機制，學者們有過很多的解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都各自作出不同的理論分析，這些解釋對于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產生均有其積極貢獻，這里我要特別指出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因為這一研究視角特別有助于把歐洲文明與中國文明的演化路徑的不同來進行比較，從而給予我們有益的啟示。

歐洲中世紀的國家與城市如何發(fā)展出資本主義？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提出了這樣一種相當簡潔明快的解釋：由于歐洲地理的多樣性，有利于形成獨立的小國家或小共同體，有些小國家的統(tǒng)治者為了強化自己的競爭能力，通過無數次的嘗試，逐漸形成這樣一些新的辦法，即采取吸引具有資本、技能與知識的人才的政策，來增強自己的生產能力與財富，他們還為了保護與留住資本與人才，進而發(fā)展出一套能有效地穩(wěn)定地保護工商業(yè)、私有產權、保護個人創(chuàng)新自主性的制度環(huán)境。此外，他們?yōu)榱俗屪约侯I土上的生產經營者能有安全感，這些小國統(tǒng)治階級也逐漸學會了接受規(guī)則的自我約束。統(tǒng)治者之所以這樣做，主觀上固然是為了增進王國的稅收基礎，而在客觀上則形成有利于資本、人才相結合而產生強大的生產力的制度環(huán)境。在這樣一些國家或城市共同體里，資本能夠得到更好的回報，投資人又能生活得既安全又自由，這樣的國家就具有了示范效應。于是，越來越多的企業(yè)家、資本與知識人就會從其他地區(qū)源源不斷地流動到這樣的國家與地區(qū)。這些地區(qū)進入良性循環(huán)，于是就相對于其他地區(qū)具有了經濟上的、人才資源上的與制度上的區(qū)位優(yōu)勢。

這樣的情況為什么會進一步引發(fā)整個歐洲的資本主義化？根據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的解釋，這種新型的城市或國家，例如威尼斯、熱亞那、佛羅倫薩、尼德蘭可以源源不斷地吸引越來越多的資本與人才，從而使資本、人才、技術、勞動力結合起來，造成經濟的進一步繁榮與國力的強盛。在這種情況下，其他的歐洲國家不得不對此作出自己的選擇：有些國家不甘落后，紛紛為了自身利益而仿效先進國家，而另外還有一些保守的國家，如西班牙、俄羅斯、奧地利，它們故步自封，繼續(xù)保持原有的封閉性、專制性。于是，處于這樣一些保守地區(qū)的企業(yè)家就會行使自己“用腳投票”的權利。他們紛紛離開這樣的國家，到新興社會去尋找發(fā)財機會。中世紀大批企業(yè)家與人才的“退出”的行動，是一種“用腳投票的權利”，這種權利對一個國家或城市的統(tǒng)治者構成了有效的壓力。在這種壓力下，當保守地區(qū)的統(tǒng)治者意識到，只有留住人才、資本與企業(yè)家，才能在商戰(zhàn)與富國強兵上不敗于他國時，他們也就在左右徘徊之后，不得不為了留住資本、人才，從而紛紛仿效先進國家。建立起保證企業(yè)家利益與安全自由的制度。統(tǒng)治者也不得不接受法律來約束自己的機會主義行為。

于是，我們就可以看到，在歐洲中世紀后期，一種新興的資本主義制度與文化就由點到面，逐漸擴展起來。這種資本主義的文化的特點是，一方面通過法律制度來保護私有產權、個人自由，無需特許的投資。另一方面，由商業(yè)派生出來的道德與價值觀也逐漸在這種制度環(huán)境中發(fā)展出來：商人學會了守時、誠實、禮以待人與信用；政府也學會了按法律來約束自己，不敢為所欲為，政府與公民雙方都在這一互動過程中自我更新。這種建立起資本主義性質的新制度的國家數量不斷擴大，最后達到了整個歐洲地區(qū)國家總數的臨界多數，整個歐洲也由量變到質變，從封建社會演變?yōu)橘Y本主義社會，歐洲各國的封建政治體制，逐步轉向君主立憲政體和選舉民主政體。資本主義就這樣，在歐洲由點到塊，由塊到面，最終連成一大片。德國學者柯武剛（Wolfgang Kasper）與史漫飛（Manfred E. Streit）在其《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一書中，曾相當詳細地從新制度主義的經濟學視角描述了西歐資本主義演變的這一過程。①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就是以如此簡潔的分析，解釋了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演化機制。眾所周知，資本主義并不是預先根據某種理性原則的人為的設計，而是人類在無意識的試錯與適應環(huán)境過程中演變過來的。

從以上我們所介紹的資本主義演化的機制來看，我們可以從這一考察中得出一個重要結論，那就是，并不是前現代人類的所有的社會結構，都能自發(fā)地演化出資本主義的。只有在歐洲這樣的特殊環(huán)境里，才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更具體地說，資本主義只有在存在著這樣一種結構的地區(qū)才能產生：那里分布著多元并存的小規(guī)模共同體，這些共同體又各自具有資源的自主性，人員的流動性，邊界的開放性，同時，這些共同體之間又存在著競爭性，所有這些結構因素的結合，再加上一些特定的歷史條件，才有可能出現有利于資本主義的文化基因的突變，并且在這一突變的示范作用下，最終構成資本主義文明得以演化的基礎。正是這些因素的結合，才產生了西歐的資本主義文明的突破。

為什么這些條件，即小規(guī)模、多元性、分散性、自主性、流動性、開放性與競爭性，對于資本主義文明進步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下面，讓我們對此予以更具體地解釋。

首先，共同體的分散性、小規(guī)模、自主性，有助于形成文化變異，更具體地說，只要一個社會板塊中上存在著分散的、獨立自主的個體，這些個體總是要竭盡自己的智能，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總是要運用自己可以獨立支配的各種資源與潛能，來爭取更好的存活機會，來應對復雜多變的環(huán)境挑戰(zhàn)。這些微觀個體在適應自身環(huán)境變化過程時，就會出現不同方向的試錯性的選擇，出現不同的試錯路徑。這種情況相當于分子的無規(guī)則運動，無數個體的試錯中，就必然會出現不同的變異，其中有些變異或創(chuàng)新由于不適應環(huán)境，由于無效而被淘汰，有些試錯路徑則能適應新環(huán)境而被保留下來，并進一步強化。這就使該個體具有了更強的競爭力。在環(huán)境壓力下。這些個體或小共同體比其他同類就具有更強的存活能力。例如，有利于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以及對統(tǒng)治者行動進行約束的法律，這些游戲規(guī)則或制度，就頗為類似生物體在適應環(huán)境中出現的基因突變或變異。

其次，小共同體彼此的邊界的開放性，有助于自主個體的橫向流動性，正是這種跨政區(qū)的流動性，使得具有良好的效能的小共同體的制度環(huán)境，對其他地區(qū)的個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自主的個體可以攜帶著自己的優(yōu)勢競爭效能，通過行使“用腳投票的權利”，聚集到對自己更有利的地區(qū)去。這樣，在諸多共同體多元并存的環(huán)境中，形成優(yōu)者更優(yōu)，劣者更劣的“馬太效應”，某些建立新制度的地區(qū)，相對于其他地區(qū)更具有“區(qū)位優(yōu)勢”。在區(qū)位優(yōu)勢的刺激下，邊界的開放性與流動性又進一步助長了一個優(yōu)勢文化由點到塊、由塊到面地擴散。這正是西方文明演化的重要原因，也是資本主義文明戰(zhàn)勝封建城邦文明的重要機制。亞當?斯密很早就注意到跨政區(qū)的競爭對于資本主義的產生的作用，這種作用可以由新制度主義的上述理論進一步得到印證。例如，有限政府的觀念，個人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的觀念，它們作為競爭環(huán)境中形成的資本主義基因變異，正是在這種條件下，逐漸深入人心。

最后，以上兩方面條件相結合，就自然形成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鐵律。在多元競爭的強大壓力下，使越來越多的個體選擇這種新制度，直到出現臨界多數，于是整體就發(fā)生質的變化，競爭性原則提供了優(yōu)勢選擇得以普及的機制。這種新制度就會傳播到其他國家地區(qū)。正如一位德國社會學者所說的那樣，“歐洲的不統(tǒng)一曾經是我們的幸運?！逼鋵崳谙惹貢r代百家爭鳴，以及各諸侯國的邊界開放條件下出現的游士的自由流動，人們同樣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規(guī)模性、多元性、個體自主性、邊界開放性，以及在上述結構因素基礎上的競爭性，是競爭性的文明演化的重要結構條件，也是資本主義文明演化的最為重要的結構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