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承認，對中國的改革的態(tài)度，從開始起就并不是那么一致。早在1979年初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人們已經(jīng)就改革牽涉到的重大理論問題，開始了爭論。鄧小平為此撰寫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文，強調中國所需要的現(xiàn)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xiàn)代化；中國要改革，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因為，歷史證明，在中國，搞資本主義不僅不能把中國引導到富強，反而會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和動蕩。因此改革向資本主義行不通?！秷猿炙捻椈驹瓌t》一文，實際是在中國改革興起之初，為這個改革的性質劃了界限。

之后，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中國出現(xiàn)過反對“精神污染”的斗爭。其實質仍然是關于中國社會主義本質的爭論。但這時改革還僅僅在農村進行，所涉及的方面還沒有后來那樣深廣。因此，所謂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并沒有進行下去。但這種爭論帶有不可避免性。隨著改革的深入，改革性質問題，勢將越加突出出來。

真正將改革方向這樣嚴肅問題擺到人們面前的，是1986年發(fā)生的學潮。這一次學生提出的口號，已不再簡單的是生活待遇問題，而是所謂“民主”和“自由”了。“民主”和“自由”并不是絕對壞的事情。但當它們與“西化”觀點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對改革的干擾就明顯加大了。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思想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某些變革，與政府官員中確實存在的腐敗現(xiàn)象和社會分配不公相混雜，使得改革的矛盾尖銳化了。

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內部在1986年底學潮平息之后，提出了改革不僅有“改還是不改”的問題，更有“改到什么方向去”的問題。并且后者重于前者。從此，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口號，成為了改革的一部分。1987年初，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為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不利而引咎辭職。這是改革開始后，中共中央所做的最大的人事變動。

因此，中國改革為中美利益關系所設定的框架，實際上是有限度的。由于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它根本拒絕任何改變這個性質的企圖。在社會制度和價值標準上面，中國和美國沒有共同的語言。那種認為可以通過物質交換，進而將雙邊利益范圍擴大到思想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方面的想法，是完全幼稚的。如果還試圖通過強力干涉，把自己的所謂利益關注強加給中國，那就不僅徹底毀壞了兩國現(xiàn)實的利益基礎，而且是十分危險的了?！傲摹鼻昂竺绹谥袊鴨栴}上的所作所為，就是一種完全無視中美之間利益框架的愚蠢舉動。它不僅說得太多了，也做得太過分了。這種行為，幾乎毀了發(fā)展近二十年的中美關系。

因而，可以說，“六四”事件是對二十年來中美關系可靠性的一個考驗?；蛘哒f，它是一塊檢驗中美關系利益基礎的試金石。中美關系穩(wěn)固不穩(wěn)固，它的基本框架是否明確，都在雙方對這次事件的態(tài)度中表現(xiàn)了出來。如同中國不能把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強加給美國，中國不能開動巨大的經(jīng)濟機器和宣傳機器去干涉美國的內政一樣，誰破壞了兩國關系基礎的現(xiàn)實框架，誰就要對毀壞的雙邊關系負責。顯然，美國在事件中的表演，是對建設性的中美關系缺乏誠意的。它因而不能不為此付出代價。

同是在1989年10月31日，鄧小平告訴尼克松：“中國沒有做任何一件對不起美國的事”。要“結束過去，美國應該采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采取主動。美國是可以采取主動行動的，中國不可能主動?！睂τ趽p害了中美關系的責任方，這種要求是嚴正的。在“六四”背景下中美關系遭受的挫折，中國沒有責任。中國的改革要尋求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這沒有錯。中國要保持國家的統(tǒng)一，要維護國家的穩(wěn)定，要極端珍重自己的國格，這同樣是不受干涉的權利。因此，如果有人要破壞中國的穩(wěn)定，要推翻中國現(xiàn)存的社會主義制度，就“只能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