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戰(zhàn)敗以及對猶太人、吉卜塞人等的種族大屠殺，在德國，“受害者”（VICTIMHOOD）一詞始終是個民族禁忌。通常，人們避諱使用這個詞，擔心它造成政治上和語義上的麻煩。但即使如此，“受害者”的心理維度，在德國人中仍然是存在的。因為，在1945年前后，戰(zhàn)爭的確為蘇占區(qū)和西方三國占領區(qū)民眾帶來了毀滅性打擊。當時，因戰(zhàn)爭失去親人的家庭無以計數(shù)；因戰(zhàn)爭被迫遷徙的人也以千萬計（據(jù)統(tǒng)計約有1200萬～1400萬人），這些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1945年的冬天極為寒冷，可以想象，這些失去家園的人們，既缺少食物、薪火，又沒有御寒之物，他們只能掙扎在死亡線邊緣。戰(zhàn)爭雖結(jié)束了，但德國大部分城市已成一片廢墟。據(jù)有關材料，在西方三國占領區(qū)，從1945年到1946年，人均日熱量攝入剛剛達到一千大卡，比維持正常所需的2400卡要少一半以上。此外，大量的戰(zhàn)爭賠款和以拆卸工業(yè)設備抵償戰(zhàn)爭賠款的行動，更使民眾恢復生產(chǎn)、改善生活的希望大受挫折。在這種啼饑號寒、哀鴻遍野的窘?jīng)r下，在一般德國人中產(chǎn)生“受害者”的想法和怨艾，于情理是自然的。由于這段悲慘的記憶，普通德國人中的這種“受害者”情結(jié)，甚至蔓延為集體性記憶。

既然是集體記憶，就有很大存在空間。硬性刪除這種集體記憶，不是容易辦到的。因此，民族性的反思教育，就變得十分必要。通過教育和反思，最終使普通德國民眾懂得一個道理：“苦難，到底是誰加給我們的？”同時也要使人們覺悟到，如果德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那么它實質(zhì)是在道義上混淆了善惡；在歷史上違背了真實；在責任上顛倒了輕重；在法律上認同了不公正的裁決。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關“受害者”觀念的爭論，在德國從來沒有停止過。不斷有有識之士站出來，以自己的行為告誡國人，真正的受害者應該是那些死于法西斯屠刀下的人們。他們沒有做錯任何事，僅僅是因為種族問題、身份問題和作為國際法必須保護的戰(zhàn)俘，就被殘忍的成百上千萬地剝奪了生命。這是人類進步行程中所不能容忍的。

最先站出來的，是被稱為“1968年的一代”人。這代人出生在戰(zhàn)后。在1968年前后成為大學生。他們大聲疾呼，要德國人以更加開放的思維面對納粹時代，反思納粹給包括猶太人在內(nèi)的整個世界帶來的巨大傷痛。后來出任聯(lián)邦德國總理的施羅德，就屬于“1968年一代”的一員。他在成為德國總理后仍然堅持了自己的立場。他在一個公開講話這樣說到：“我們要紀念那些被德國屠殺的600萬猶太人；我們要紀念那些在德國人發(fā)動的戰(zhàn)爭里成為犧牲者的上百萬的歐洲和蘇聯(lián)人；只有在這之后，我們才可以提到由于戰(zhàn)爭帶來苦難但卻無法說出來的我們德國人自己?！?/p>

更為著名的事件是，德國總理勃蘭特于1970年2月訪問華沙時，在華沙猶太人死難紀念碑前的屈膝一跪。有人說，勃蘭特那張下跪的照片，不僅顯示了勃蘭特的人格，更標志了他所代表的那個時代。從紀念碑回到下榻處后，勃蘭特對朋友說：“我?guī)缀跏遣蛔灾鞯毓蛄讼氯?。因為當我站在紀念碑前，面對那些遭受如此巨大苦難的魂靈時，沒有任何一個字或祈禱，可以由衷表達我所感到的沉痛和懺悔?！?/p>

1985年，西德總統(tǒng)理查德·魏薩克在議會發(fā)表講話時也指出：德國人“反人類的罪行”，特別是實行大屠殺的這種“毀壞人類文明”的行為，必須成為西德人公共記憶的核心。

這些痛心疾首的自罪反思，代表了社會的良知，也主導了社會的心理趨向。進入九十年代，德國國內(nèi)對法西斯主義加給人類災難的思考，形成了更為強大的社會潮流。人們運用電影、電視和展覽等手段，對法西斯德國的殘酷、暴虐及瘋狂做了充分展示。1995年，一個名為“毀滅戰(zhàn) 德國國防軍的罪行：1941-1944”的展覽曾轟動一時。這個展覽在德國和奧地利各個城市里展出。它以無法辯駁的事實和影像材料告訴人們，普通德國國防軍（即“WEHRMACHT”。他們不是蓋世太保，也不是專門執(zhí)行處理和屠殺納粹占領區(qū)猶太人、戰(zhàn)俘的特種警察部隊即“SS”，而是在法西斯分子奪得政權以前就建立的德國正規(guī)軍）是多么廣泛地參與了對猶太人和蘇聯(lián)戰(zhàn)俘的大屠殺。他們甚至僅僅出于懷疑，就隨便處決那些被認為是游擊隊的占領區(qū)民眾。這種屠殺的規(guī)模，都在萬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