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危機”的直接影響，是導致大量東部德國人的西逃。人們認為，如果在六個月內，蘇聯與西方盟國達不成（完全有可能達不成）協議，民主德國接管了城市全部控制權力，那么，人們可能就再沒有機會跑到西方去了。根據統計材料，1959年，從東德逃往西德的人數是143，917人；到1960年，這個數字增加到199，188人。而從1961年1月到7月，大約每月都有超過10萬人跑到西德。到了8月，即在柏林墻建立前的兩星期里，共有47，000人逃過了東德邊界。難以否認，這股巨大的幾乎每日每刻都在發(fā)生的“逃亡潮”，對社會主義民主德國的政治合法性和人心士氣，都構成了極大沖擊。不想出對策已經不行了。

在赫魯曉夫“最后通牒”沒有得到西方回應和民主德國人口繼續(xù)大量外流的嚴重情況下，赫魯曉夫終于同意了SED黨中央關于建立柏林墻的請求。8月3日至5日，華沙條約國在莫斯科開會，批準了建墻決定。與此同時，民主德國安全部門也準備好了共485噸帶鐵蒺藜的鐵絲網。8月13日一清早，一道震驚了柏林人也震驚了世界的隔離墻，出現在柏林街頭。

在這之后許久，人們還在不斷思考和爭論：柏林墻的建立，到底象征了社會主義的堅強還是表現了它的軟弱？這道墻說到底是保護了社會主義還是損壞了它？

當然，1989年11月柏林墻的最后倒塌，被普遍看作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失敗的象征。它還被人們當作冷戰(zhàn)結束的標志。連遠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的老布什總統圖書館里，都被空運去一塊柏林墻的殘骸，以示館主人在這場劇變中獲得的榮耀。但所有這些，都是柏林墻建立28年以后的事情。它們不足以說明當時人的感受和決心。

那么，當時人的感受和決心應由什么來說明呢？

如果以下這句話的可靠性能被確認，那么，它應該是最能表明當時社會主義陣營領導人的真實看法的。1958年8月，當蘇聯得知大量東德知識分子出逃西德時，赫魯曉夫據傳曾對SED黨第一書記烏布利希說了這樣一句話，他說：看來“我們不能以開放的邊界同資本主義進行競爭”（We can not compete with capitalism with open borders）。

不管是隨口而出還是出于深思熟慮，赫魯曉夫的這句話都頗值玩味。在某種程度上，它道出了當時社會主義者已經感到的壓力、窘迫、被動甚至危機。這些感覺意味著，在同資本主義的競爭中，如果沒有任何屏障地、面對面地、自由地較量，社會主義似乎總處下風，至少，要贏得主動非常困難。從地緣政治角度出發(fā)，民主德國剛好處在同資本主義競爭的最前沿。它讓赫魯曉夫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想到一個共同的問題：如何才能擺脫被動？

但是，赫魯曉夫在1958年8月講出這樣的話，又讓人感到詫異。

1958年8月是什么日子？那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都在發(fā)動“躍進”，以趕超資本主義的轟轟烈烈的時代。此前一年，蘇聯發(fā)射洲際導彈和人造衛(wèi)星成功。這個成就不僅使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歡欣鼓舞，而且讓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大為恐慌。毛澤東當年底在莫斯科會議上高興地說，你美國也把個山藥蛋拋到天上去試試看！赫魯曉夫當時提出，蘇聯要在15年內在鋼鐵產量和其他主要工業(yè)生產指標上趕上或超過美國。中國則提出在15年甚至更短的時間里在鋼產量上超過英國。民主德國不僅取消實行了十幾年的配給制，而且宣布要在1961年或1962年全面趕超西德。

然而，即使有這樣轟轟烈烈的局面，赫魯曉夫的話和民主德國大量人口外逃的事實，還是讓我們看到了問題的另一面：不管赫魯曉夫還是烏布利希，他們都已經意識到，要超過和戰(zhàn)勝資本主義，決不是憑喊口號可以做到的。你必須拿出比對面資本主義還高的社會生產力和生活水準，才能吸引人民，才能對抗資本主義的誘惑。否則，你只能永遠被動?？梢哉f，在批準建立柏林墻的那一刻，他們不僅看到了社會主義的薄弱和短處，也覺察出那個時代資本主義所表現出來的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