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變革，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小利益要讓大利益。就目前來看，問責制持續(xù)、深入、有效、強力的實行，肯定會對我們官員隊伍的現(xiàn)有利益造成一定的影響，不僅讓既有的利益模式難以持續(xù)，甚至還要付出額外的代價。但是，本著對社會負責、對民眾負責的立場，我們不要回避問責過程中的矯枉過正、量責過重、牽涉過多的問題，這些都是保證問責制真正發(fā)揮作用不可避免的成本，我們的組織部門和黨政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覺來接受這些成本。

——問責不僅要問法律責任、紀律責任，更要問政治責任、道義責任。

當某一問題發(fā)生之后，我們之所以不馬上問責的理由是，需要通過科學的方法辨明責任的大小，需要通過嚴格的法律程序來做出準確的判決。所有這些工作是要有一個過程的，不能著急。這種辯解有小道理，卻拋開了大道理。官員對事故的責任固然有法律責任、紀律責任，更有政治責任與道義責任。

從政治文明發(fā)展的層面看，對官員承擔政治責任與道義責任的要求更高。只有具備高度政治責任和道義責任的政治人物，才能贏得社會公眾對其政治行為的認可與支持，也才能真正夯實政治的合法性。

2007年，山西省發(fā)生洪洞縣“12·5”特大煤礦事故后不久，中共山西省委即免去李天太臨汾市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提名免去其臨汾市市長職務。實事求是講，我們很難說這位不走運的李市長究竟對這一不幸礦難有多大的責任，在目前的煤礦生產條件環(huán)境以及安全監(jiān)管體制下甚至更廣一些的政治生態(tài)背景等等交互影響下，礦難的出現(xiàn)是有著很多客觀必然的。

但為什么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公眾不僅不對這位李市長給予同情，反而對這一做法給予高度的評價呢？理由只有一個，現(xiàn)代政治運行，有權必有責。領導干部作為公共權力的擔當者，當他接受這一任命，走上這一舞臺的同時，就意味著要承擔起相應的公共責任，包括在其權力范圍內的全部責任。不能做出成績是我的政績，出了問題與我無關。這責任絕不僅僅是法律層面上的責任，更是一種政治責任和道義責任。

——問責對象要就高不就低，高級領導干部被問責，下級干部也躲不過。

在這些年的問責制實行過程中，存在一些“丟車保帥”“替罪羊”的現(xiàn)象。當出現(xiàn)了事故與問題的時候，往往找?guī)讉€具體操作者和底層官員來平息民憤、應付上級追查。被問責的底層官員知道這是為領導“頂雷”，領導肯定忘不了，等風頭過后必定會心存感激而施以好的回報。結果這種現(xiàn)象導致官員對問責制的嚴厲性認識不足，也就間接導致對所發(fā)生問題的嚴重性認識不足，以致有很多問題一再發(fā)生，屢禁不止。

對于這一問題，一種可行的辦法就是提高問責的層面。在現(xiàn)有關于問責分級規(guī)定的基礎上，將所有事故問責一律上調一級到兩級。比如“塊塊”方面的領導向上一級問責，區(qū)縣發(fā)生事故，問責地市級領導，地市發(fā)生事故問責省級領導；“條條”方面的領導向上兩級問責，區(qū)縣衛(wèi)生發(fā)生事故，問責省級衛(wèi)生系統(tǒng)領導。

這樣的問責似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嫌疑，但可增加領導的警戒與畏懼之心。促使上級官員會不斷地要求下層官員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運行模式中，上級官員基于自身利益一而再、再而三的高度重視與過問，甚至會比紅頭文件更能讓下層官員引起重視并真正去執(zhí)行。因為他們知道當上級領導被問責后，下級干部也躲不過。如此上下同欲，隱患可消。

——對被問責者要有斬馬謖決心。干部是寶貴財富，但決非稀缺資源。

這些年來，官員被問責不久之后又重新起用的情形越來越普遍，頻率越來越快，間隔越來越短。這種現(xiàn)象引發(fā)了社會公眾的普遍質疑。甚至有的民眾說，問責成了避風頭、躲清閑的擋箭牌與護身符。固然我們有官員被問責后復出的條例規(guī)定，但從健康推進問責制的本意來講，還是應該明確一個基本立場與態(tài)度。這就是，對被問責者要有斬馬謖決心，一被問責，一般不再起用，例外越少越好。原因有三：

一是，承擔責任一定要有承擔責任的樣子，說白了就是責任承擔者一定要為自己的過失行為自己買單，一定要失去一些東西、一些比較有價值的東西，比如行政職位、政治地位乃至一定數(shù)目的財富等等。只是口頭喊問責，其實什么都沒有失去的問責不是真正的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