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 （1619年—1692年），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中國明清之際哲學家、教育家。晚年隱居湘西石船山（今衡陽縣曲蘭），故后人稱“船山先生”。出身于中小地主階層的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朝聘，尊崇程式朱理學，研究天文、地理、歷史、農林、水利，是位博學之士，但中秀才之后屢試失利，便息影家園，以教書為生，學生稱他為“武夷先生”。他的叔父延聘，也是個秀才，長于詩歌，學生稱為“牧石先生”。他有兩個兄長，對經學和文史也都很有研究。王夫之受父兄家教，聰明過人，4歲入家塾，跟兄王介之受讀，7歲讀完《十三》經，10歲從父受經義，14歲中秀才，到衡陽縣學深造。20歲讀書于岳麓書院，24歲考取舉人。青年時與友人組織“匡社”，立志匡時救國。清貴族入京，他舉義兵于衡山，抗擊清兵南下，戰(zhàn)敗退肇慶，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因上書要求改革，反對東閣大學士王化澄結黨營私，屢遭不測。遂至桂林，助瞿式耜謀策抗清。桂林復陷。他心懷憂憤，最后遁跡衡陽，筑土室于石船山，刻苦研究學問，發(fā)奮著書立說，勤懇授徒講學，達40年之久?？滴跞荒瓴∈庞谑较碌南嫖鞑萏?。

王夫之著作，今存者有 《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四書訓義》、《張子正蒙注》、《思問錄內外篇》、《黃書》、《噩夢》、《讀通鑒論》等72種，358卷，后人編有《船山遺書》。

王夫之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唯物主義思想、社會進化論和 “日生日成”、人性是后天學習而成的人性論學說為基礎的。他以接近反映論的原理，闡明并發(fā)展了中國古代關于“學”與“思”、“知”與“行”相結合的教育原理。提出了“學思相資”，以“心思”為主和“行可統(tǒng)知”，以“行”為基礎的教育教學理論。王夫之認為學與思是互為依賴的，他說：

“致知之途有二：曰學，曰思。學則不恃己之聰明，而一唯先覺之是效。思則不徇古人之陳跡，而任吾警悟之靈。乃二者不可偏廢，而必相資以為功。……學非有礙于思，而學愈博則思愈遠。思正有功于學，而思之困則學必勤?！币馑际菍W習可以促進思考。而思考又有助于學習，相輔相成。王夫之的這一見解在處理學習和發(fā)展思維的關系上具有很高的借鑒價值。

王夫之基于其唯物主義思想，針對古代一些教育思想家的教育理論，提出自己的見解，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系。

一、強調教育的巨大作用

他認為，教育在人性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影響人的“先天之性”，使其潛在的認識能力得到強調和發(fā)展；二是通過教育和學習，才能取得知識才能，形成道德觀念，養(yǎng)成“后天之性”；三是通過教育手段，可以變革因“失教”或教之不當而形成的“惡習”。

二、教育的內容

王夫之間基于“理欲一致”的道德觀，主張教育必須重視人性的發(fā)展。他反對宋明理學家們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觀，提出“于天理

于欲之中”，把兩者統(tǒng)一起來。他提倡的是一種既不放棄以理節(jié)欲，又尊重個體人格的教育。

他認為，由于社會是不斷進化的，所以人類的文化教育也是不斷向前發(fā)展的，教育的發(fā)展，依賴于政治經濟的發(fā)展，“衣食足”而“天下治”，“乃可以文”。若是人們還處在“日爭一飽，夜爭一宿”的情況下，就不會有文化的繁榮和教育的發(fā)展，故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和與之相結合的人們物質生活的改善，是文化教育發(fā)展的首要條件。他認為人們有了飯吃，能安居樂業(yè)，社會風氣好轉，就會影響學校教育，使學校教育可以更加發(fā)展完善。

在王夫之的教育思想中，始終貫串著反民族壓迫的民主思想，主張教與學都要為“當世之急務”服務，他說：“學者之所以學，教者之所以教，皆有其當務焉”。不能以當時俗儒的“流俗之心”去從事教學，使學者“無心無目”，把國家民族的危亡置之腦后。所以，教人為學，要先教人“立志”，“志定而學乃益”，若“無高明之量以持其大體，無斟酌之權以審于獨知，則讀書萬卷，止以導迷，顧不如不學無術者之尚全其樸也”。

三、行重于知

王夫之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于至善。至善，不重在表面上去認識，而要在實際行動中去求得。他說：“行而后知有道，道，猶路也。得而后見有德，德者，得也?！彼赋觯R必須經過實踐才能得到，而實踐卻不一定要通過認識。他說：“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曳蛑撸桃孕袨楣φ咭?。行也者，不以知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得行之效也。……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為知也?！蓖醴蛑鲝堉胁⒅兀髞?，他又進一步認為行比知更重要。認為從實際中去行動，可以得到認識上的真理；如果僅從表面上去求知，卻不能得到行為上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