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靖國》騷動”第三幕：回東京反擊

有村在內閣里完全像電視轉播一樣的攻防交鋒影像并沒有在3月27日當天出現在網上，據說是因為按規(guī)定，一般內閣的實況必須要在數天后才能公開。

從香港回到廣州后，每天我都在搶救父親的醫(yī)院附近的咖啡館里上網查看東京各種反應，每天都與制片人張云暉通國際電話。那時候，圍繞《靖國神社》的輿論熱火朝天，從宣傳的角度來說，我已經沒有必要出現在東京，而且，我的出現肯定也會引發(fā)更多的混亂，甚至安全問題也會成為大家的一個負擔，所以張云暉就讓我安心在廣州守護病危的父親。

4月初的一天，我在網上忽然看到了有村的視頻。我真的是非常震驚和擔憂。這遠遠超過了“上映中止”的沖擊。依據有村的說法，出現在影片里的九十多歲的老刀匠對她說“出演該片并不是我的本意，希望刪除我的名字和鏡頭”。這就意味著《靖國神社》問題已經轉移到導演的人格問題，轉移到電影是否侵犯了人權和肖像權的問題。我明白，想將《靖國神社》徹底扼殺的勢力已經亮出了撒手锏。

原來一切都在緊鑼密鼓地展開。深呼吸回顧一下：3月12日，議員“審片”。3月19日，第一家影院退陣。3月25日，有村議員給刀匠老人打電話。3月26日，《靖國神社》在香港獲獎，第二家影院投降。3月27日，有村議員參議院內閣亮相。3月31日，還想堅持放映《靖國神社》的最后兩家影院宣布下馬。4月第一個星期，上映聲援風起云涌。4月1日，有村對文化廳和《靖國神社》興師問罪內容公開。

我實在沒有心思在廣州再繼續(xù)“隔岸觀火”了。父親從急救病房一轉移到特護病房，我決定，我必須要回東京了。

4月7日，我一回到東京，就與有關方面開會，決定要在10日緊急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對有村議員的攻勢進行反擊。那時候，我最為特別的感覺是，我已經不能住在我東京平常的住所里了。我被安排到一個安靜的賓館里，成了我生活了十九年的東京的一個不速之客。我一走出賓館半步，前臺的接待竟然還會異常親切地詢問我“什么時候回來”。我知道，我的行蹤已經進入了一個特殊的保護網。

當天晚上，我出現在TBS電視臺NEWS23現場直播的特別節(jié)目里，我在節(jié)目里簡單地表達了我對刀匠老人所承受的壓力的擔憂。有意思的是，那個節(jié)目的制作者還設法采訪到了一位特殊的人物，那是一個只有21歲的右翼青年，正是他第一個開著宣傳車到電影院，用高音喇叭抗議，導致了宣布下馬的第一家電影院的出現。這位青年接受采訪時表示，自己并沒有看過《靖國神社》，抗議是因為大家都在傳言《靖國神社》是一部“反日電影”。這個面容童稚未消的右翼的露相，讓日本社會一下子有了一種“黑幕不過如此”的感慨，都更覺得電影院取消放映“太沒骨頭了”。但是，我認為，導致電影院全部中止的真正勢力，當然不是這個毛頭小伙這么簡單。那不外乎就是一個小小的出頭鳥和替罪羊而已。

同時與我出現在演播室的還有一位日本重要的紀錄電影導演，叫森達也。他最著名的紀錄片是拍攝東京地鐵毒氣事件及其幕后新興宗教團體奧慕集團成員的《A》。他的觀點是,從紀錄片的特性來看，紀錄電影本來就是一件主觀的越軌的批判性的工作，政治家所要求的不偏不倚的所謂客觀公正根本就產生不了紀錄電影，只有電視臺的報道才會虛構出所謂的“中立性”；而且，假如紀錄電影必須要得到被拍攝對象的過目和同意才能發(fā)表，那邁克摩爾（戛納電影節(jié)最佳影片《華氏911》導演）等所有的紀錄電影就根本無法成立，紀錄電影就只有走向毀滅。因此，政治家對《靖國神社》的非難并不能僅僅看做是針對紀錄片的問題，其實也是對所有以現實為載體的傳媒和藝術的挑戰(zhàn)。他甚至認為，我根本就沒有必要回答是否給老刀匠看過完成片的問題，被拍攝對象一旦接受拍攝，也就等同于認可導演的使用權和最終剪輯權，當然，除非事先另有協(xié)議。

第二天，我還得知，也就在4月7日同一天晚上，支持靖國神社的電視臺櫻花頻道巧合般針鋒相對地播放了老刀匠親自要求我將其影像刪除的畫面。

電視里，老人對著一張紙宣讀了他的聲明，說他被騙了，沒想到會是這么一部影片。主持人說他是老人，年紀大了，說話不方便，所以要讀。但是所有看過這個電影的人，都知道老刀匠頭腦是很清醒的。一個90歲還在鍛造日本刀的匠人，肯定有堅強的體能與理性，思維絕對清晰。震驚和氣憤之余，我特別想親自問問他真實的想法，但我一直控制著，最終沒有給老人打電話。老人家到了必須用這種方式表態(tài)的地步，可想而知他面臨的是多大的壓力。他真的要求我將他刪除的話，他隨時可以與我和我的龍影公司聯系。但他為什么從不直接與我們聯系，傳達他的要求和想法？

這個老人一出現，日本的社會輿論進一步分裂，社會上許多人都覺得，原來李纓是一個騙子，這個中國人導演有問題，居然欺負這么一個善良的日本老人。這是很絕的一招，老人出來說話了，性質就不一樣了，他不同于之前的右翼，這個人是一個匠人，是一個普通的日本老百姓。原來傾向我的輿論，馬上倒向老人那邊，傾向我的人也將熱情的手縮了回去，覺得還是我這個“中國人”有問題。甚至一直支持我的《朝日新聞》的最暢銷的一份周刊《AERA》，也發(fā)表了一篇站在老刀匠的立場揭示《靖國神社》的“表達自由”的“欺騙性”的文章。最早攻擊《靖國神社》為“反日電影”的《周刊新潮》，也馬上發(fā)了一篇專稿：“受難英雄”的反日電影讓“出演刀匠”上當受騙。

4月9日，我決定首先接受《朝日新聞》那份周刊《AERA》的采訪。我花了將近兩小時談論我拍攝刀匠的過程和我們所有的交往，談到了與老人之間關于這部電影在剪輯完成后給他看時的交談，還有，更為重要的是，我第一次談到了在影片里沒有出現的，我也從來不對媒體談論的關于老人與戰(zhàn)爭的關系，關于作為一個中國人與作為戰(zhàn)爭經歷者和參與者的老人之間特殊的“情感與理性”的相處方式。

在這個采訪結束之后，我又馬上接受了日本最大的通訊社共同社的采訪，闡明有村議員親自給老刀匠打電話的行為是直接導致老人動搖的“政治干預”。共同社的通訊當晚發(fā)出，媒體再次嘩然。

4月10日，緊急記者招待會在國會參議院議員會館召開。

這個記者招待會，我面臨很大的壓力，當時我是整個旋渦的中心，各方非常擔心我的安全問題。日本的警方作了各方面的準備，給我主持記者招待會的主辦方為我找了四個專門的保鏢。我到任何地方，前面兩個保鏢，后面兩個保鏢，我從來沒有過這種特殊待遇，一路上不知是自己生活在電影里，還是電影跑到了自己的生活里。走到舉辦發(fā)布會的地方，找一個特別的房間，我在里面待著，等待著招待會的開始。一切都對我的出沒作了嚴格安排，記者招待會剛開始的時候也不能出現，進行到何時開始出現，出現只能出現多長時間，出現完了趕緊離開現場，然后進入哪個房間，有什么人守衛(wèi)，什么人不能進入，等等。

記者招待會開始了。我一進去，整個屋子，滿滿的，有一百多家媒體，閃光燈、攝像機，一陣噼里啪啦，太夸張了，我也從來沒有這么緊張過。那天同是達賴喇嘛訪問日本的日子，達賴喇嘛也在搞記者招待會，一些記者過后對我說，那天直恨分身無術。

這是一個由十多位日本文化人聯合舉行的緊急記者見面會，主持人田原總一郎、電影導演是枝裕和、一水會顧問鈴木邦男等紛紛發(fā)表聲明抗議日本議員干涉《靖國神社》上映。主持人宣稱：今天聚集在一起的人們不屬于任何政黨、宗教團體或企業(yè)組織，只是作為記者、影人、作家、漫畫家、大學教授等“表達者”對影片《靖國神社》目前所處的境遇深表憂慮。我則呼吁日本社會超越靖國神社問題，樹立真正具有多元化的文化大國形象。